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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名家名篇

杨义:还原·感悟·会通


  杨义从30年前的文学研究开始,一步一步走上了他深感快乐与幸福的治学之路。他所倡导并身体力行的“中国叙事学”、“大文学观”、“中国文学地图”以及“文化还原”等命题,在当代文学研究乃至文化思想研究领域都引起了颇为深刻的讨论和不小的影响。在其30年的人文科学研究中,他构建出适合中国文学研究的独特的学术方法体系,即“还原”、“感悟”、“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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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原:由“迹”寻“魂”的实践路径

  杨义从民族文化形态特质入手,以独特的学术视野对中国文化学术方法进行建构。他认为中国文化历史有别于其他民族国家,作为早熟的华夏民族,对它的文化历史的还原是必修的课程。返回原本,是为了激活原本生命,审视其当代价值,与世界进行深层次的对话。

  在文化还原的学术方法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由“迹”寻“魂”的实践路径。他首先对中国的方块汉字进行意义解构,因为它是意义形成的最小元素,又是传统文化最核心的部分。在中国经典文献中,他又找到意义的最小单元——词,从词语建构中发现文献背后所遮蔽的内涵。由此,他用动态的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语词在意义上进行整合与踪迹考察,建构出中国文化历史系统中的整体轮廓,最终达到形成中国文化历史谱系的核心之地。

  杨义认为中国文化历史谱系的这棵大树的根基,来自我们民族悠久的文化历史的原始文字资料,而中华民族的思维特质又是以时间维度来贯穿在空间之中的。与谱系的根基追溯互为表里的,是从浩瀚的历史文化语境的时间维度与空间集合之中,进行艰苦、繁杂的学术考证与阐释。

  他发现《论语》、《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一系列经典文献,都存在着许多文化断层,必须对其中的踪迹线索进行多维度立体化的学术考证,需要严谨审慎、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他借用作为考古学田野发掘之“魂”的历史地层学经验,将口授和传抄交织、简组和彙辑整理并行的简书,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地层叠压”,辨析其在不同时段和不同群体间发生、传播、变异之始末原委,考察其详略异同,及转录、整理中后起文化成分渗入的成因。在逐层剥离其原始的和后发的文化成分的交叉叠压中,既阐明后世思潮对原初写本的干扰,又不因为某些枝枝节节的出现而全盘否定原初版本的存在。这就需要综合各种学科知识和学术方法,考察百家异同,考察同一流派承续中如何发生变异,考察不同时代的文化转型如何影响写本的取舍增删,才能对已经沉积的文化生命整体性作出合情合理的发生学考定。在《老子还原》、《庄子还原》、《墨子还原》、《韩非子还原》四书中,既缀合大量散落于各种文献和出土简帛中的材料碎片,又对文本进行深入的“历史文化地层叠压”考察,从而勘破了被历史烟尘遮蔽了的38个“千古之谜”,使人们真切地感受到2000多年前文化巨匠们的生命体温。

  感悟:托起文学理论的原创性

  “感悟”是杨义的另一学术方法的实践。2004年,杨义撰写了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感悟通论》,通过对中国文化思想历史演变的考证,对中国文学在方法论上进行系统的构建。正如他所言:“我非常重视直接面对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用自己的悟性进行真切的生命体验,从中引导出具有原创性的思想萌芽、理论思路和学术体系来。……要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诗学和文艺学,就要以中国自身的经验和智慧作为立足点,从感悟出发,用文学智慧的原本性和渊博性来托起文学理论的原创性。”这段文字精辟地总结了杨义对中国学术方法建构的路径。

  他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是以感悟性的思维作为表征类型,而感悟思维是以心本思想作为它的精神文化的本原和特质的。中国传统的心论,是沟通天与人,融合主观与客观,渗透于儒、道、释各种思潮,具有中国文化反复谈论的一以贯之的倾向。他对中国文化学术历史的本原,进行探源溯流性认知,认为文化本原虽然为感悟思维赋予基因,赋予原始的生命信息,但不能赋予它完备的形态。这种思维方式有一个历史实践的发育过程,经历过萌生、变异、发达、扩散和深化的运行轨迹。在漫长的发育过程中,各种文化思潮给它注入了多样的成分或要素,形成愈加丰富的追思方向、精神构成和运思功能。追踪文化运行轨迹,实际上也是追踪文化精神和智慧形态。虽然人们很早就运用感悟思维写诗为文,但是对感悟思维的认识却往往滞后于实践行为。

  杨义将总结出的中国文化思维特质的发生,进一步应用于日常审美功能的解读,他认为,思想的命运带有戏剧性。当感悟已在儒、道、释诸学中得到本体论的论证,并在士大夫日常雅趣中广泛流行的时候,它已包围了诗学,并渗透于诗学,但在理念形态上未得到诗学的正式认定。致使这种极富诗性,又追求圆通的思维方式,在诗学领域处于残缺不圆的状态。

  从对传统的琴棋书画的审美功能的解读,到全面地诠释鼎盛时期的唐宋诗学,杨义始终围绕中国审美思维的核心词语“感悟”,他将中国传统诗学中的重要范畴如格调、神韵、性灵、意兴、刚柔等与具体时代作者相联系,宏观、纵向、系统地加以类比、诠释,认为贯穿其中的是感悟。杨义对中国传统学术主张给出了恰如其分的总结:“不甚长于抽象的体系性思辨的中国古人,往往通过编纂选本,以实例的去取、分类和阐释,来显现自己的学术主张。”

  会通:多角度、多层次的观照

  “会通”是杨义在全球化思维中提出的创新方法。所谓“会通”,或“融会贯通”之所以成为中国现代学术众所趋同的基本的学术范式和学术方法,其重要的原因在于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发展长期处在频繁的思潮变换和激烈的中西文化碰撞与对话中,知识形态和学问品格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会通”并非是对文化现象的简单类比,而是旨在对学理层面的文化本真性的一种思考。东西方的治学方法理念存在差异,反映在现代中国学者身上亦是如此,如何能达到融会贯通诸多文化因子,实现对其认知的通识,是现代学者的苦恼也是他们的追求。杨义在会通的研究中,详细解读了王国维、梁启超等现代知名学者的治学方法以及治学理念。在互为比较中,他得出会通的核心理念:会通以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多种方式,既可以在时代智慧中获得一个“新”字,在传统学术中获得一个“实”字,又可以在深度识力中获得一个“深”字。“新”、“实”、“深”的相互冲突和不同配比,使会通在流动中实现自己的兼融性和创造性,从而成为一个具有广阔视域、与时俱进的方法论概念。

  多元的文化言说与表征,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之一,我们只有动态地、多角度地看待时空交集点,才会达到会通的学术境界。

  杨义构建的“还原”、“感悟”、“会通”思维方式和学术方法,使其学术坚实和灵动都趋于极致,典雅和平易融为一体,比如研究少数民族文化而提出“边缘的活力”,研究中华民族生命力而提出“太极推移”,甚至研究具体问题如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而提出“江河源文明”,吴文化研究中提出“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对角线效应”,学术形式上提出“文化地图”、“文学图志”等,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追随者众而形成一时的学术兴奋点或者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