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模式，指出一个社会事实是值得我们研究的。接下来，文章会指出研究这一社会事实需要注意的问题和吸收的理论，之后便结束了。例如，某一著名学报刊出的《观念、制度与经济绩效——中国与印度经济改革的政治学理论价值》一文指出，中国与印度经济改革具备政治学理论价值，但并没有对中国与印度经济改革中的制度变迁问题作深入的探讨，只是复述了作者以前的理论模型，在最后呼吁我们在作制度分析时应吸收“政治哲学的思想”。中国和印度的比较充其量不过是作者借题发挥的素材：整个文章根本不需要提及中国和印度。

再如，国内某知名学术期刊刊出的《群体性事件多种原因的理论阐释》一文，宣称“运用政治系统理论、参照群体理论、谣言流通理论、权威接受理论、价值累加理论对已经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进行简要剖析, 可以解释当下中国群体性事件出现和扩散的多种原因, 以期为解决群体性事件提供可资借鉴的对策”。但问题是，文章只是对这些理论作了一个粗浅的介绍，然后加上几个花絮性的案例，并没有对“当下中国群体性事件出现和扩散的多种原因” 推出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解释，和构建科学意义上的解释差了十万八千里。而在另一著名期刊刊出的《地区政治与国际关系研究》一文中，作者先是判定“国际关系研究在整体上是缺乏地区意识与概念的”，却又洋洋洒洒综述了一大堆“地区主义”的研究。整篇文章充斥着两个口号：一是我们应该重视地区（政治）；二是我们要“超越新地区主义范式”，“突破现有理论假设的限制”。且不管“新地区主义范式”是否真的是一个“范式”，但我们全然看不到作者的“超越”和“突破”，文末只是提出了几个问题便戛然而止了！

这些“口号型”文章几乎不贡献任何新的知识。它们多半是虎头蛇尾，其中所谓理论型文章甚至对既有理论的批判都是不够的；而所谓实证型文章既没有对事实的清楚阐述，也没有对任何理论假定给予验证。这些文章还不如一项好的历史学工作，因为好的历史学工作毕竟告诉我们一个新的事实，或者把一个事情说得更清楚。

这些“口号型”文章的一些作者是有一定（甚至很大）号召力的。因此，他们的口号事实上是一种权力，从而能够影响其他学者，特别是年轻后辈的学术探讨。由于这些“口号型”文章不能昭示他们提出的方向是否正确以及引进这个或那个是否有用，如果我们有学者听从了他们的号召，却走到了死胡同，那岂不是要浪费更多的资源？要号召别人，这些作者必须“以身作则”，不能让我们替他们“趟地雷”。我们都知道引进和超越，但重要的是做给我们看从而告诉我们如何做，而不是给我们训话。

短期内，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从学术刊物做起。凡是自认为好的刊物对这一类“口号型”文章（以及“标签型／判定型”和 “伪装成知识型”）都应该一律拒绝，并且要求作者按照他们的口号做出具体的工作，而不只是停留在口号上。这样一来，不仅刊物发表的文章及刊物本身的质量会大有提高，而且作者也能够沉下心来做好的研究。这样，杂志、作者和整个社会科学就能“共赢”。

长期看，也是从根本上，我们需要从教育／训练做起。很多老师和学生并没有将社会科学研究当成为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福祉贡献力量的职业或者渠道，而只是满足于成为社会精英阶层的一分子。显然，好的社会科学成果是艰苦努力得来的。而许多人既不愿意付出艰苦的努力，但又不得不为了诸如评职称等原因而写文章凑数。如果老师不能以身作则，学生也就放羊了。如此，恶性循环，加上普遍严重的近亲繁殖，代代相传，文章数量多了，却并没有贡献新的知识。

最后，如果学者要进行呼吁，比如我们该研究一个新问题，告诉我们该怎么研究一个问题，可以通过博客、论坛等网络平台。这样不仅传播速度快，而且浪费的资源最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