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德鸿：“学者”的意义

                        2015年06月04日   来源：光明日报

　                                   　黄德鸿

　　5月12日，著名经济学家、暨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黄德鸿在广州去世，享年100岁，走完了自己七十余载的风雨学者之路。

　　黄德鸿生前留下遗嘱：“当我离开这个世界时，我愿安安静静地上路，俗例全免，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敬请亲友和学生们体谅。”获悉黄老驾鹤仙逝，海内外的暨南校友纷纷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

　　学者报国

　　追寻人生轨迹，探求成长之路。“成为一名学者”是黄德鸿青葱岁月时种下的一颗种子，后来成为其一生矢志不渝的追求。

　　在广雅中学就读高中时，黄德鸿受国文老师梁同寅的影响颇深。梁同寅在讲解曹丕《典论·论文》时说，“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一个人的生命有限，荣华富贵及身而止，但学术之成就，可以垂及久远，嘉惠后人——梁同寅强调做学问的好处。此番声情并茂的讲解深深感动了黄德鸿，他内心开始憧憬学术之光。

　　大学时代，黄德鸿便在求学志愿表上填上了“学者”二字，入读中山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以为社会学就是一门改造社会的科学，于是就报了社会学。”毕业后，他考上了当时的“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社会部”，从事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黄德鸿回到学校任教，先后于中山大学、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担任副教授、教授，后任教于暨南大学。黄德鸿曾以黄远之、黄乙平等笔名，撰写了许多学术论文，这些文章后来结成论文集出版,书名为《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

　　从社会学转到经济学研究，黄德鸿的说法是，“在当时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对经济学的研究比社会保险更有意义。”鉴于当时国家正处于抗战的社会环境，面对着社会保障在中国真正实行非常困难的残酷现实，他认为所学的理论都是舶来品，还存在一个中国化的问题，理论层面上的研究并没有太多用武之地。

　　黄德鸿师从的卓炯老师，既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又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在他的影响下，我对经济学比较了解，所以学校很自然安排我进行工业经济的教研工作。”

　　1948年，黄德鸿还曾获得去联合国工作的机会，“我投考联合国社会福利机构，一百多名应试者中我的排名是第六名，年末我就接到联合国正式的任命通知。”

　　而面对家国危难，满怀赤子之心的黄德鸿毅然放弃了去联合国就职的良机，“无论是从事业上，还是生活上，那都是我人生转折的好机会。但当时经济凋敝、民不聊生，我们还要建设国家，我希望我学到的东西能够用在这上面。”

　　于是，黄德鸿放弃了高工资和优越的研究条件留在中国。

　　把脉工业

　　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面对着如梦似幻的经济风云，黄德鸿挥手拨开迷雾，探索广东经济发展方向。他目光如炬，运筹帷幄中决胜千里之外。论文一篇篇分量十足，字字珠玑，句句铿锵，对我国和广东省的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重大影响。

　　20世纪60年代初期,黄德鸿就开始研究工业投资效果问题，提出了影响社会主义工业基本建设投资经济效果的四大因素。80年代初期，他又具体地提出了提高工业经济效益的六大基本途径，在充分肯定了广东改革开放以来工业成就的同时，明确提出了广东工业发展“大而不强”的整体判断，从技术、资源、体制、文化和发展模式上提出了促进广东工业发展由大到强战略构想和对策措施，首次明确提出要倡导“工业精神”。

　　黄德鸿十分重视对国有企业体制改革及企业活力的研究，他在《论增强企业的活力》一文中提出了五项战略措施，同时注重对珠江三角洲现实经济问题和南中国区域经济及产业结构等问题的研究。

　　20世纪40年代，黄德鸿主要从事社会保险的研究与教学；而从50年代起，他主要从事工业经济与企业管理的教学与研究。1976年，他参加了《“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748工程）的汉语主题词表》工业经济部分的编写。

　　1985年，黄德鸿担任《中国企业管理百科全书》编委兼分编《计划管理与经营决策》主委及条目撰写人，这是我国首部企业管理百科全书。1988年，他参加《中国工业经济管理》高校文科教材的编写，该书1991年获光明杯社科著作荣誉奖。

　　黄德鸿潜心研究华南经济区域，他认为，这是一个特殊的经济区域，既不同于欧盟那样的区域联盟，又不同于一国之内各地区间的经济联合，以往的区域经济理论和经济一体化理论不能解释这个区域现存的经济整合，必须从新的角度进行研究。

　　黄德鸿建议把这个特殊的区域称为“沿海地区经济长龙”，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经济长龙”的提法，不但有利于区域各成员扩大市场、增进贸易，也有利于加强区内分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同时，对推行联合开发计划，实行联合研究发展，促进科技交流也有帮助。

　　教学育人

　　孟子曰：得天下英才而育之。这是黄德鸿一生的信条，也是他最大的快乐。

　　在暨南大学，黄德鸿一手建立了产业经济学博士点。他说：“没有这个点，广东的经济发展就会少很多精兵强将。”从事高教工作70余年，他培养了一届又一届产业经济学专业的高级专门人才。

　　从1992年起，黄德鸿开始享受国家特殊津贴。其弟子有的已是党政部门重要领导，有的成为商界巨子，有的则是高校学术带头人。虽然年事已高，但他仍坚持在教研第一线，经常带着研究生们挤公共汽车，顶着烈日暴雨跑工厂。

　　学术生涯七十余载，且漫且长，黄德鸿不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培养人才的系统思想与方法。他主张要先学做人，后学做学问。

　　黄德鸿经常告诫学生，为人处事要谦虚，治学更要谦虚，骄傲自满在学问这部字典中是永远查不到的。他以身作则，甘当人梯。他常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要树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思想。

　　黄德鸿曾回顾自己一生，认为主要的成就在教学育人方面，“我的学生就是我的成果。”他说，自己的很多学术思想都是通过学生来反映的。

　　历经一个世纪的风雨沧桑，一生倾注学术研究的黄德鸿教授，为广东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他的思想像一本厚重的百科全书，读之使人明智；而他的品格宛如清澈见底的泉水，观之映照自我。（本报记者 吴春燕 本报通讯员 季 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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