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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科基金申报

国社科评审专家:基于392个案例分析减少项目失败的策略

本文来源:《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失败项目特征、 原因及对策——基于 392个资助失败项目的统计研究》


来源:《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失败项目特征、 原因及对策——基于 392个资助失败项目的统计研究》

作者:吴锋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西安交通大学新媒体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3项、科技部和教育部国际合作项目各1项、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2项、国家民委科研课题3项。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及后期资助项目通讯评审专家、国家社科基金成果鉴定专家。


[摘要]


国家社科基金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级别最高、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级课题。本研究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通报终止或撤项的392个项目为研究样本,首次对国家社科基金失败项目进行了统计研究。研究发现:失败项目分布呈高度集中的特征,主要集中于一般项目和基础研究项目,且集中于文、史、哲、经等基础学科和传统优势学科,集中于人文社科研究实力较强的重点院校。影响项目失败的主要因素包括时间因素、项目依托单位因素、项目本身因素及项目主持人因素。国家社科基金的失败率为约6.7%,低于国际公认的可容忍标准。对失败项目应作差别化解读与处置:对确因难度较大而失败者应予以宽容,对学术不端行为则应坚持零容忍。应建构失败监测与预警制度;构建项目动态调整制度;建立宽容失败的机制。

 

30多年来,国家社科基金及其资助项目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发展而不断提升,在数量、规模及综合影响诸层面均发生了重大变化:资助数量从最初的年均不足百项扩大至最近的年均5000余项,年均经费从最初的500万元提升为新近的年均投入25亿元,资助范围从最初的少数基础学科扩展至覆盖26个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细分学科,成为中国大陆哲学社科领域规模最大、资助强度最高、覆盖范围最全的基金项目。


一、研究说明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执行过程中暴露的问题不容忽视,特别是资助失败项目增多,值得警醒和反思。


所谓失败项目是指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项目因责任主体的主观原因或其他客观因素,未能取得预期目标而被迫中止或撤项的现象。2012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开始发布社科基金失败项目信息,对2002-2003年立项的逾期未完成项目进行清理,90项被终止或撤项。2013年又清理了2004-2005年立项的项目,245项被终止或撤项。规划办还分15批公布了57个经鉴定存在学术不规范问题被终止或撤销的项目。2020年5月7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宣布该年度共计46项课题被撤项(需追回已拨付的全部经费)、32项被终止(需追回已拨经费的结余部分),在学术界引发新一轮强烈震荡。


社科基金设立的历史尚短,其治理模式尚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对资助失败项目的评估研判,缺乏有效的规范举措与制度保证。值此国家社科基金影响日益广泛,国家社科基金规模快速扩张且面临质量下滑风险之际,对国家社科基金失败问题进行评估与解析,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本研究尝试回答以下三个问题:


问题1:基于本文选定的样本范围,资助失败的社科基金项目有何特征?

问题2:影响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失败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问题3:减少项目资助失败的应对策略有哪些?

 

本研究样本为2012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通报终止或撤项的392个失败项目。各项目相关变量信息均来源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所有数据录入SPSSv220软件,数据处理分为两个步骤:首先进行描述统计分析,以获取资助失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基本特征。鉴于本研究中的变量多为分类变量或有序变量,进而采用多元逻辑回归分析,研判影响社科基金资助失败的主要因素。


二、研究发现


(一)失败项目的特征概述


1.失败项目的类型特征。

根据资助资金强度的差异,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已形成包括重大项目、年度项目(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后期资助项目、西部项目、特别委托项目、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六个类别的资助体系。在所有失败项目中,一般项目占比最高(241项,占总数的61.5%),其次为青年项目(78项,占19.9%),西部项目为58项(占14.8%),重点项目为14项(3.6%),后期资助项目仅1项(不到1%)。


可见,立项数较多的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中的失败项目数较多;后期项目在立项时已完成总任务的80%,故其失败的概率最低。值得注意的是,重点项目通常有较高的准入门槛,是规划办圈定的急需研究回应的重大热门议题,不仅数量少,且其资助强度通常是一般项目或青年项目的15倍,但其中也有较多的失败项目,说明承担该类课题的风险较大。此外,资助强度最高的重大项目始于2005年,暂无资助失败的案例,但不排除资助失败的可能性,今后应加强对其研究进程的监测。


据规划办的标准,社科基金课题被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综合研究和其他研究。统计表明,在392个失败课题中,基础研究188项,占总数的48%;其次是应用研究,有124项,占31.6%综合研究和其他研究分别为50项和30项,分别占12.8%和7.7%。基础研究具有创新周期长、不确定性高等特点,是人文社科研究的难点,出现失败项目是科学研究中要付出的试错成本或探索代价,应予以宽容。


2.各一级学科中的失败项目。

规划办将哲学社会科学划分为26个一级学科,其中,教育学、艺术学、军事学三个一级学科单列,不在本研究统计范围。表1表明,参与统计的23个一级学科均有失败项目,失败项目最少的为统计学(仅1项),最多的为中国文学(38项)。


在社科基金项目覆盖的“大学科”中(申报数量较多、立项指标较多的学科),中国文学、应用经济、理论经济、哲学、社会学、法学等6个一级学科中的失败项目数均超过30项。但是,同为大学科,党史·党建、图书情报及图书馆学和新闻学与传播学(各为9项)、外国文学(7项)、管理学(5项)等4个一级学科的失败的概率较小,其失败项目数均在10项以下。


在社科基金项目覆盖的“小学科”(申报数量较少、立项指标较少的学科)中,宗教学(9项)、人口学(6项)、考古学(5项)和统计学(1项)等3个一级学科领域资助失败的占比较小,其资助的失败项目数均少于9项。但同为小学科的“民族学”,其资助的失败项目数达到27项。


总体而言,社科基金资助失败社科基金项目的学科差异非常显著。文史哲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但其资助失败项目数均较多(中国文学、哲学和中国历史三个学科资助失败项目数之和高达90个,占失败项目总数的22.9%),这表明,基础学科领域课题研究通常难度大、风险高;理论经济与应用经济两个一级学科的资助失败项目达69个,占失败项目总数的17.8%,经济学科是每年立项数最多的学科,表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在社科基金立项方面得到充分重视,但研究者在积极回应经济发展中热点难点议题的同时,也应注重项目研究的质量水准。


3.各类参研系统及单位的失败项目。

国家社科规划办将承担资助项目所属的系统分为7类(高等院校和其他学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省、市社会科学院,各级党校,军队系统,各级党政机关和其他)。表2显示,在失败的392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高校系统共失败298项,占总数的76%,其次是各级党校和省、市社会科学院,均为27项,排在第四位的是中国社科院系统,为14项,各级党政机关失败项目数为12,军队系统失败项目最少,仅为2项。总体而言,高校系统失败项目数占了失败项目总数的76.0%,高校的项目失败数比其他6个系统失败项目数之和的3倍还多。


一方面是由于高校获得的立项课题基数大,但也从侧面反映出高等学校社科基金项目失败的风险较大,高校社科基金项目存在“重立项、轻结项”的问题,应该进一步加强高校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监管。此外,中国社科院是历届社科基金的立项大户,但其失败项目数较少,表明其社科基金项目的质量较高。

 

社科基金项目失败数量与其所在单位的科研管理政策取向有一定关系,是一个单位科研管理水平的重要表征。表3表明,全国共有254家单位有社科基金项目失败的记录,平均每家15项。


就集中度而言,失败项目主要集中在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云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湖北大学等10家单位。其中失败项目数超过5项的15家单位共有失败课题数153项,占失败总数的39%。


总体而言,失败项目主要集中于立项数较多且人文社科研究实力较强的高等院校,但各单位的数量分布有一定差异。在“十五”“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中国社科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分别为第一和第二名,但从表3可见,中国社科院和人民大学的失败数相对较少,分别是14项和11项,分列第四和第六名,表明这两家单位社科基金课题绩效管理水平相对较高。相反,云南大学在“十一五”期间的立项数为89项,在高校排名中位列19位,但在表3中,云南大学高居第三位,失败项目数高达15项,这值得有关单位深思。与此类似,湖北大学的立项数并不靠前,但其失败项目数进入了前10名。


高校系统的社科基金失败项目基数较大。统计表明,在高校系统的298项失败项目中,来自985高校的有117项,占高校系统总数的39.3%;来自非985高校的211高校的有86项,占28.9%;其他院校95项,占31.9%。985高校和非985高校的211高校两者共计20.3项,占高校系统总数的68.1%,占全部失败项目总数的51.8%。可见,社科基金失败项目主要集中于985和211重点高校。


本研究统计失败项目数超过3项的高校二级单位。北京大学失败的20项中有6项来自中文系,复旦大学失败的13项中有4项同样来自中文系,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中文学科都是国家重点学科,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数较多也在情理之中,但其失败项目数之多则出乎意料。在教育部组织的第三轮全国学科评估中,武汉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哲学学科分别位居第六和第七名,但他们的失败项目数皆超3项。就上述单位来说,无论就学校综合实力,还是就相关学科的学术地位而言,都应该尽力减少失败项目数。

 

4.失败项目的主持人特征。

项目主持人是社科基金课题的第一责任人,是影响项目成败的主要因素。本研究对失败项目主持人的性别、学位、担任导师、专业职务以及兼任行政职务情况做了统计,试图描述失败项目主持人的基本面貌。


结果显示,在39.2个失败项目中,有392名主持人有失败记录,无人有两次以上失败记录。主持人为男性的有318个,占总数的81.1%;主持人为女性的74个,占18.9%,男女比例接近8:2。考虑到国家社科基金立项中男性占优势,故而不能确定男性是否有更高的失败风险。在学位方面,392位项目主持人中有278位是博士学位,占总数的70.9%;有58位是硕士学位,占14.8%;仅24位主持人为学士学位,占61%。可见,社科基金项目的失败风险与主持人的学历并无显著关联。


项目主持人担任研究生导师是组建学术团队的重要依托,是其学术实力的重要标志。统计表明,在392个失败项目的主持人,未担任导师者为151人;担任博士生导师者有143人,担任硕士生导师者为70人,另有28人的导师信息空缺。


总体而言,未担任研究生导师的项目主持人,因缺乏研究助手或研究团队,其社科基金项目有更大的失败风险。但是,主持人为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的也分别有17.9%和36.5%的失败项目,可能是由于部分研究生导师投入课题研究的时间和精力不足,仅靠研究生进行科研攻关不仅无法保障研究质量,而且容易出现学术不端现象。


在392个失败项目的主持人中,有正高级职称者为203位,占总数的51.8%;有副高级职称者143位,占36.5%;中级职称者43位,占11%。有正高级职称的主持人有更多的项目失败风险,副高或中级职称主持人的项目失败风险反而较低,这可能与当前国内科研工作者的职称晋升体制有关:正高职称主持已经没有更多的职称晋升压力,社科基金项目的成败对其并无显著的压力,而副高和中级职称的主持人则面临职称晋升压力,因而更重视项目质量,减少了失败的风险。


项目主持人兼任行政职务历来饱受非议:一种观点认为,行政官员可能借助行政资源染指学术项目,引发不公平竞争,且行政官员行政事务繁忙,无从事科研的时间保障,进而降低课题研究的质量水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我国科研队伍人员就普遍存在“双肩挑”现象,许多科研骨干同时兼任行政职务;有的行政官员在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们结合自身岗位优势开展科研工作,能够提出一些适用性较强的对策类研究成果。


表4显示,在392位失败项目主持人中,无行政职务者有205位,占总数的52.3%;兼任正处级行政职务者76位(多为高校学院院长、科研院所的院所长),占总数的19.4%;兼任副处级领导者有49位(多为高校学院副院长、科研院所的副院所长),占12.5%;兼任副厅级领导职务者23位(多为高校副校长、校党委副书记或科研院所副院所长及副书记),占5.9%;兼任正厅(多为高校校长、书记或科研院所正职领导)或正科级领导者为16位,各占4.1%;兼任副部(多为副部级高校正职领导或党政机构副部级领导)或副科级领导者分别为4位和3位,各占总数的1%。总体而言,失败项目主持人兼任行政领导职务者所占比例并不高,但考虑到行政领导作为主持人的立项数并不高,其失败项目数却较多,由此推断,项目主持人兼任行政领导,学术研究和行政工作存在一定冲突,难以保障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时间,故而其失败的风险较高。


5.失败项目的执行周期。

项目的执行周期是指自立项到结项或宣告失败所持续的时间。统计显示,392个失败项目的平均执行周期为8.03年,最短为1年,最长为12年;就分布而言,中位数为8,众数为7,峰度为0.6,倾斜度为-0.4,标准差为1.95,即失败项目的社科基金存在执行周期偏长的问题。换言之,项目执行周期越长,其失败的风险越高。


(二)项目资助失败的原因类别


社科基金课题中的失败项目占立项总量的比例是衡量社科基金资助缺憾程度的重要指标。本研究样本主要是2002-2005年间立项的失败课题,这4年间国家社科基金共有立项总数为5035项。据此估算,2002-2005年间国家社科基金的失败率为6.7%。按照国际上的一般标准,政府支持的学术研究项目失败率低于7%,则属于正常的可容忍标准。因而,我国社科基金的失败率在可容忍范围内。


在资助项目规模快速增加的背景下,国家社科基金难以避免出现一定比例的失败项目。对不同类型的失败项目应具体分析,采取差别化的应对策略。表5显示,在392个失败项目中,有305项的失败原因是“难度较大”,占总数的77.8%,其中,8项取得某一阶段性成果后被终止,297项因逾期未完成预定目标而被终止。换言之,绝大失败项目是因为课题本身的原因。众所周知,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通常是为解决制约学科发展中的基础性难题,或系回应社会发展中的前沿性的社会问题及热点难点议题,这些项目本身就是难度大、风险高、易失败的课题。在这类项目的执行中,由于缺乏资料、缺乏数据或缺乏理论支撑,加上时间紧迫,就容易遭致失败的情境。对于这种情况,只要主持人及其团队做了若干基础性的工作,或有一定的初步探索,即便暂时没有显性的科研成果,也应该予以谅解和宽容。


统计表明,有31个失败项目(占总数的7.9%)是因为违反规划办先鉴定后出版的程序规定而被终止的。这类项目事实上并非资助失败项目,只是犯了成果发布程序错误。社科基金项目作为中宣部领导的国家级项目,在项目执行中需体现国家意志、凸显课题研究的政治导向意识,这本身无可厚非。但规划办终止仅犯成果发布程序错误的项目的做法值得商榷。项目成果交付出版,出版社会对其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违反国家政策或法律的项目成果是无法出版的。科研成果发表有时效性,学术界在若干件相同的成果中只承认那公开发布在先的成果取得者具有发明、发现或独创的荣誉。如果规划办的鉴定时间滞后,会导致项目主持人的损失。终止违反成果发布程序错误的项目已无多大实际效果,因为项目已完成,成果已发表,社会影响已经产生。对于这种情况,可进行批评,但只要经补做的鉴定审查并无政治或其他违规问题,就不必作项目终止的处理。


有56个项目因学术不端行为而被终止或撤项,占总数的14.3%,其中52项是因最终成果的呈现存在较多学术不规范问题而被终止的,2项是因最终成果存在严重的学术不端问题而被撤项的,1项是因阶段性成果存在抄袭行为被撤项的,1项是因最终成果大量照搬博士论文而被撤项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级别最高的国家级课题应模范遵守学术规范、在学风方面做出表率,对学术不端行为应实行“零容忍”。这56个项目表明,学术不端行为已经成为社科基金项目失败的“滑铁卢”。


(三)影响项目资助失败的主要因素


为检验造成项目失败的主要因素,把12个因子作为控制变量做多元逻辑回归分析。伪R2=0.451。一般来说,该值大于0.3就表明该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故而该模型设置合理,可靠性有保障。依回归分析结果中各自变量回归系数估值大小,我们将影响因素由大到小分为4组:


(1)第一组变量的影响最显著,包括项目周期这一个变量(p<0.001)。即项目执行周期对项目资助成败的影响最大,这与西方学者彭铎等的实证研究结果有类似之处。该结论有两种可能的解释路径:一是目执行周期越长则项目面临的不可控因素越多,如项目成员变化、项目主持人的研究旨趣发生转移等都会导致项目失败;二是一些项目主持人存在“重申请轻执行”问题,项目立项后并未实际投入研究,采取“拖延”策略。


(2)第二组因子影响非常显著,包括参研者系统和大学类别这两个变量,对项目资助失败风险有较大影响。承担项目的系统不同,失败风险存在显著差异(p<0.05或p<0.01)。与其他系统相比,高校系统承担的项目的失败风险更大。在高校系统内,不同类型大学承担项目的失败风险的差异显著(p<0.05),985类大学比其他大学有更高的失败风险。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高校系统的项目主持人身兼教学和科研双重职责、时间紧缺,985类重点大学教师承担科研项目的机会更多,科研压力更大,因而他们失败的风险更高。


(3)第三组因子影响较为显著,包括项目类型和项目接受者所在的省区市,对项目资助成败也有一定影响。不同项目类型的失败风险存在一定差异(p<0.05或p<0.1),一般项目比其他项目有更高的失败风险。可能的原因在于,国家社科一般项目的承担者大多已有高级职称,其科研探索的动力在衰减。项目承担者所在的省区市不同,其失败风险也存在一定差异(p<0.1),东部地区研究者承担的项目比中部和西部地区的研究者承担的项目有更高的失败风险。可能的解释是,东部发达地区学者的生活成本高(尤其是特大城市房价较高),学者迫于生活压力而承担了更多的科研任务,导致科研失败风险增加;中西部地区学者的生活成本较低,项目主持人能够以更加从容的心态从事科研创新工作,因而提高了科研项目的成功率。社科基金项目风险存在区域差异,这是本研究得出的一个新发现,但其背后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经济社会原因,有待深入研究。



(4)第四组因子的影响不显著,包括研究类型、学科种类等其余7个变量(p>0.1),对项目资助成败的影响不明显在上述回归分析中,项目主持人自身的因素,如担任导师、专业职务、兼任行政职务、学位和性别等5个因素均无显著影响。为进一步检验这5个因素是否有显著影响,将这5个变量作为影响因子,将其他变量作为控制变量,进行多项逻辑回归。结果表明,其一,项目主持人的专业职称对项目失败风险有显著影响(p<0.001),项目主持人的专业职称越高,其项目失败的风险越大,正高职务的项目主持人比其他职务类型者有更高的失败风险。可能的原因是少数正高职称项目主持人的科研创新动力减弱,且即使项目执行失败也无实质性影响。其二,项目主持人担任导师情况对项目失败风险有一定影响(p<0.1)。未担任导师的项目主持人比其他类型的主持人有更高的失败风险。很可能的解释为:担任导师的项目主持人因有稳定的科研团队,项目的执行力较强。其三,项目主持人兼任行政职务、学位和性别情况对项目失败风险无显著影响(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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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项目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级别最高、最具影响力的国家级课题项目,它不仅致力于突破基础性的理论难题,而且着眼于营造良好学术研究生态,引领社科项目管理改革的新风。因而,国家社科规划办定期发布项目结项清理公告,不定期发布因违规而被终止或撤项信息,将社科基金项目失败信息发布常态化、持续化,这不仅是对国家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关切,而且是维护科研管理部门公信力的必要举措,堪称社科基金项目管理的一大进步。过去,学界注重对国家社科基金立项及申报成功经验的总结,缺乏对社科基金绩效评估特别是失败教训的研判。作为一项探索性试验,本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点结论。


首先,国家社科基金失败项目分布呈高度集中的特征。在项目类型和学科方面,失败项目主要集中于一般项目和基础研究课题,且集中分布于文、史、哲、经等基础学科和传统优势学科。在所属系统方面,失败项目主要集中于高校系统,且重点集中于985大学和211工程大学等人文社科研究实力较强的重点院校。在地区分布上,失败项目主要集中于京沪地区,而西部地区的西部项目失败率也较为集中。在主持人特征方面,失败项目主要集中于具有博士学位的男性,且集中于未兼任行政职务的正高职称者。


其次,影响项目失败的主要因素有明显的规律。影响项目失败的因素主要有4个方面:一是时间因素,项目执行周期越长,失败的风险越高。二是项目依托单位的属性,高校系统特别是985或211类重点院校,项目失败的风险更高。三是项目本身因素,一般项目或基础研究课题有更高的失败风险。四是项目主持人的属性,主持人的专业职务或承担研究生导师情况对项目失败有显著影响。此外,项目主持人兼任行政职务因素对项目失败并无显著影响。


最后,失败项目应作差别化解读与应对。尽管本文聚焦于失败项目,但社科基金项目的失败问题不应被夸大。实际上,2002-2005年间国家社科基金的失败率为6.7%,低于国际公认的可容忍标准。对不同的失败项目类型应作差别化处置。统计表明,超过七成失败项目系因难度较大,鉴于社科基金课题本身是难度较大的探索研究,对此类失败应予以宽容。当然,也有超过一成的项目因学术不端而被终止或撤项,则属于必须避免的行为。另外还有少数项目因程序错误而被终止,这类项目本身已经完成,国家规划办应改进评价程序,为项目研究创造更加良好条件。


虽然失败项目在社科基金立项总数中占比并不高,但项目资助失败毕竟是国家财政资金的损失,应最大限度地减少失败项目。研究失败项目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也是为了从失败项目中汲取教训,提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结项率。据此,我们提出三点建议。


首先,构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失败监测与预警制度,开展实时警示。依失败项目的统计规律,对现有社科基金项目及时发出预警提醒,督促项目主持人取得预期研究目标。高校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承担主力军作用,高校系统的立项数占每年的立项总数的80%,但本研究表明,失败项目高度集中于高校系统,特别是985或211类大学。应当指出,这些高等院校不仅聚集了国内实力较强的重点学科,而且是一流人才的聚集之地。但重点高校普遍存在“重立项、轻结项”之弊,相关学者把立项视为荣誉,对项目研究任务消极应对,导致一系列低水平产出甚至发生学术不端行为,这是国家社科基金不能容忍的。高等院所应构建“以结题为中心”的社科基金项目管理体制,提升课题研究质量,减少项目失败率;国家社科规划办应持续定期公布项目失败情况,并对失败项目过于集中的单位予以警示,亦可给予相关单位限项申报处罚;学者应坚守初心使命,把推动学术创新作为责任担当和终身使命。


其次,构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动态调整制度,施行优胜劣汰。国家社科基金已经形成了重大、重点、一般、青年、西部、后期资助等种类各异的项目类型,不同类型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失败率差异较大。应该定期对不同类型的项目进行评估,依据评估结果进行动态调整,增加绩效较好项目的资助规模,适度减少甚至取消失败率较高的项目。例如,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不断加大对西部地区倾斜,使西部地区立项情况有一定的改善。但其失败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面临一些需要探索和解决的问题。未来西部项目应进一步优化学科结构,努力培养并形成西部特色学科,减少与西部特色议题关联度不大的项目,降低项目失败率。同时,统计也表明,重点项目的优势并不明显,且失败率较高,今后可适当减少此类立项。与此相反,后期资助项目的失败率较低,且质量较高,今后可大幅度增加后期资助项目的数量。

 

最后,构建国家社科基金宽容失败的体制机制,鼓励探索试验。随着国家社科基金规模的不断扩大,今后失败项目数仍会不断增加。国家社科基金侧重于基础性、前沿课题的研究,有的研究还是填补空白性质的高难度课题,这些项目在规定的执行周期内可能难有预期成果。但只要作者能够提供证据证实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即便暂时尚无阶段性成果,亦应予以宽容。国家社科规划办应尽快研制宽容失败的具体方案,构建多维评价方案,对科研成果予以客观评估。可行的思路包括:项目课题组如果进行了大量的数据采集和收集,能够提供扎实的基础数据资料,可视为达到研究目标;课题组如果进行了扎实的探索试验,即使试验失败,只要能够提供试验记录,且能够阐述试验失败的理由,亦可视为达到研究目标;课题组发现研究课题超出了常规执行周期,需更宽裕的时间从事跟踪研究,只要能够提供部分阶段性成果,亦可视为达到目标,允许课题组进行超长期限的研究;课题组在项目执行中遇到超乎寻常的困难,需要更改部分原定研究计划,规划办应该给予支持等。此外,尽快建立国家社科基金失败项目信息库,促进数据共享,为后来的项目申报者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