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五境界

 

                                  周溯源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同志们、朋友们：

    我讲的题目是：文章五境界。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讲文章五境界的含义；第二部分讲怎样才能提高文章境界；第三部分讲文章境界不高的表现及原因；第四部分呼唤好文章。

    首先讲第一部分，文章五境界的含义。

    大凡搞文字工作、从事写作的人，无不喜欢好文章，也无不希望自己能写出好文章。那些在青史上留名的人，诸如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等等，身前身后也是以好文章、好论著、好作品而传世的。现实社会中那些文章写得好的人，受人敬重羡慕。古人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立言就是为社会贡献好文章。现在，我国有6000多种报纸，10000多种杂志，几千种内部报刊，500多家出版社，还有网络上无数的博客、播客，可以说是文章铺天盖地，目不暇接。那么，怎样才算好文章呢？怎样才能写好文章呢？这是自古至今人们千万次思考、反复探讨的问题。而这又是一个见仁见智、至今尚无定论的问题。100个人有100个答案，就像100个观众有100个哈默雷特一样。我从事编辑工作20多年，修改过数以千计的文章，自己写作了30多年，发表过数量不算少的文章，出版过一些书，包括大部头的书，我也经常思考这两个问题。近些年来我通览了自古至今关于文论方面的数百篇代表作，以及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刘熙载的《艺概》，郭绍虞主编的一套《中国历代文论选》，厚厚四大本，以及中外名人的写作经验谈, 结合自己的编写体会，提出了“文章五境界”的命题，作为一家之言参与讨论。

    “文章五境界”写好后，首先经社领导批准，发在求是杂志“编务参考”上，接着被求是杂志红旗文稿刊发，此后连续被十几家报刊杂志转发，十几家网站转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套节目播诵，《新华文摘》也全文转载了，几家报刊上还发表了评论文章，网上也有不少贴子，我还收到许多来信和电话，发现大家对“文章五境界”的命题是认可的。下面我谈谈自己的思路。

    清代学者王国维，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文艺理论家，成就卓越，他有一部名著叫《人间词话》，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一个著名命题：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三种之境界。这第一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是取自宋代词人晏殊写的《蝶恋花》词中的两句，比喻登高望远，了解了某一领域的发展历程和概貌，确立了自己的长远目标，瞰察了路径。这第二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取自宋代诗人柳永写的《蝶恋花》词中的两句，比喻为实现理想而埋头苦干，呕心沥血，虽然累瘦了，人很疲惫，也毫无怨言，不达目的不罢休。这第三境界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引自宋代词人辛弃疾写的《青玉案•元夕》词中的三句，比喻甘坐冷板凳，耐得住寂寞、清苦，平常不出头露面，最后获得了成就。“灯火阑珊”指灯火寥落，快要散场，象征最后的时刻。王国维借用古诗词，提出三境界说，是一个创新，因比喻贴切，切中肯綮，而成为经典之论。那么，依此引申，作为学问载体的文章（包括部分文学作品），是否也有境界之别呢？在我看来，亦可大致分为五重境界。

    第一境界，准确明白。把要说的事、要讲的理，说准确、讲明白，做到条理清楚，逻辑严密，语言通畅，让读者一看就懂，尽量避免出现字词孤僻而难认、句子太长而难读、语意杂糅而难懂的现象。准确明白是文章的基本境界，也是起码要求。就拿人们常见的新闻报道来说，更应如此。一则新闻必须有“五个W”（即何时、何地、何人、何事、何故）这五个词在英文中都是以W开头的，即When,Where,Who,What,Why）如果五个W不准确明白，传达的信息有误差，社会反响便会大相径庭。前年北京电视台发生的“纸包子”新闻事件，轰动一时，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世界上造成了恶劣影响，就是一个典型例证。现在有些论文难读、难懂，特别是有些博士论文连教授、博导都看不懂。莫非思想太深奥？不一定，往往是表达没有到位。有的是故意写得晦涩难懂，以显示有学问。西汉有个文学家叫扬雄的人，他的文章大多难懂，人们说他“以艰深文浅陋”。文，就是掩饰，以表面的艰深掩盖实质的浅陋。这种作法令人生厌。常言道，真理是朴素的，“是真佛只说家常话”。即使是深奥的思想，也可以深入浅出，于浅中见深，平中见奇。据统计，《毛泽东选集》四卷只用2994个常用汉字，不到3000字，而博大精深的毛泽东思想却表述得明白易懂。一部文学巨著《红楼梦》，也只用4800多个常用汉字，不到5000字，却写得曲折幽深、瑰丽多采、魅力无穷。语言的明确源于思想的明确，思想的明确必然要求表达的明确。那种认为文章越难懂，说明越深奥、越有学问的看法是片面的。高尔基说得对：“世界上没有不能用简单明了的话语来表达的事物。”问题在于作者是否有这样的追求，是否肯下功夫。当然，那些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论著除外，例如考古学、古文献、经济学原理、黑格尔哲学，等等。

    现实生活中，有些标语乱简化，造成歧义、误解、笑话的，常有所见。例如，1995年我应邀到某市采访调研，看见村头墙上有这样的标语：“致富光荣，贫穷可耻。”我当即同身边的宣传部长讲，这样说太笼统。致富要讲途径，是勤劳致富、科学致富，还是歪门斜道致富？贫穷，要看原因，是自然条件差，天灾人祸，是身有残疾、患有重病，缺乏劳力技术而贫穷，还是由于懒惰而贫穷。要区分清楚，建议改为：因勤劳致富光荣，因懒惰贫穷可耻。他们接受了我的建议。

    据说某某市某某监狱，贴着大幅标语：“人民罪犯人民爱，人民罪犯爱人民”。这是什么意思？这样的表达太不准确了。我想其本意是：政府和人民关心罪犯，不因他们犯罪了而嫌弃他们，把他们一棍子打死，而是希望他们改造好；罪犯们则感谢政府和人民对他们的宽大关爱，愿意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将功补过。但是不能为了对仗而简单化，把意思搞拧了。

    据说某某市某某新区，提倡垃圾分类堆放，便于科学处理，号召大家自觉做好，写有标语：垃圾分类，从我做起。这又成笑语了，把人当垃圾来分类，应该改为：垃圾分类，人人有责。

    有时在关键地方错一个字，会出重大政治错误。例如，1984年，中日友好出现热潮时，当时党的领导人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中日友好，相互信赖”。红旗杂志刊登一篇文章引用这八个字时，虽然经过了编辑、校对多道手续，出版时却变成了“中日友好，相互依赖”，信赖变成依赖，真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中国不能接受，日本也不能接受。刚印出后，就被新华印刷厂的工人发现了，尚未送到邮局，否则，将在国内外造成重大不良影响。结果那一期红旗杂志，几百万份全部废掉，重印。为此，相关责任人都作了深刻检查，受了相应的处分。当时我已从大学毕业分配到了红旗杂志社，亲眼见到了这件事，印象深刻，终身难忘。

    文章有各种体裁，有理论文章，新闻报导，文学作品，领导讲话，各类公文等等，各类公文中又分请示报告、会议通知、介绍信、证明信等等。虽然各自的要求不一样，但准确明白则是共同的。或许有人说，文学作品反对直白，要求含蓄。恩格斯就讲过，在文学作品中，作者的观点愈隐蔽愈好。不错，但这只是就作品的主题思想而言，而在行文表述上还是要准确明白的。例如李商隐的无题诗，主旨朦胧，但是它文词清丽，具有一定文学修养的读者还是能读懂的，“心有灵犀一点通”，达到心领神会。不像当代的某些朦胧诗，主题朦胧，词句也朦胧，让人看不懂。

    以上讲的是第一境界，准确明白。

    下面讲第二境界，生动形象。

    生动形象就是行文力避呆板、老套、概念化，要用鲜活动感的语言，不仅把事与理说得准确明白，而且绘声绘色，让人读起来有兴致，有美感，如沐春风，如饮甘醇。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无文就是没有文采。生动形象就是有文采，讲究形象思维，善于比喻、用典，还有点浪漫、幽默。如李白写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写黄河，“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是运用了浪漫夸张的手法，写得活灵活现，令人过目不忘。战国时的著名哲学、政论著作《荀子》，其中有《王制》篇，《王制》篇中有一段话：“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指帝王，庶人指民众。帝王好比是船，民众好比是水。水能载船，也能翻船。这里运用了比喻手法，因形象地揭示了君民之间的辩证关系而常被引用，提醒执政者居安思危，警钟常鸣。就拿写作讲，元代乔梦符提出“凤头、猪肚、豹尾”六字，“凤头”指开头要灵巧，“猪肚”指内容要丰富，“豹尾”指结尾要有力；明代谢榛主张“凡起句当如爆竹，骤响易彻；结句当如撞钟，清音有余”，即是说开头要热闹，要先声夺人，吸引读者；结尾有余韵，余音绕梁，令人回味。因比喻贴切，形象生动，而成为经典之论。广为流传的民歌、民谣、民谚，之所以家喻户晓，人们喜闻乐见，关键在其生动形象，活泼风趣。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首汉乐府民歌叫《上邪》，是一首经典爱情诗，写道：“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就是说，所有的高山变成了平地，江水干涸了，冬天打雷，夏天降雪，天与地合在一起，出现了这五种反常现象，才敢与君分手。一连五个比喻，形象地表达了“我”对爱情的忠贞执著，海誓山盟，无以复加。这比今天的少男少女写恋爱信，“啊，你是我的太阳！啊，你是我的月亮！”更有冲击力，更能打动人。在群众中有一些人会说俏皮话，会讲歇后语。俏皮话、歇后语就非常生动形象，无论是用来歌颂赞美，还是用来讽刺挖苦，都是很有力的。例如，“芝麻开花节节高”；“菜刀打豆腐——两面光”；“老鼠钻进了风箱——两头受气”；“坐飞机放编炮——响（想）得高”；等等。近几年来有人讲俏皮话讽刺某些改革不完善，说“房改是把你的口袋掏空，教改是逼二老发疯，医改是给你提前送终”； 5月13日宁波市委书记巴音朝鲁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引用了一段民谣：“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几；读不起，选个学校三万起；住不起，一万多元一平米；娶不起，没房没车谁跟你；病不起，药费让人脱层皮；死不起，火化下葬一万几。”这些俏皮话、民谣显然夸大了消极面，但有部分事实，又生动形象，所以流传甚广。近几年来手机短信文化发展迅速，许多段子是生动形象，风趣幽默。例如有一首短信以女性的口气写道：“如果我是狐狸，你是猎人，你追不追我？如果我是伤口，你是神经，你疼不疼我？如果我是大米你是老鼠，你爱不爱我？如果我是存款，你是卡，你取不取我？”结论当然是不言而喻了。

    以上讲的是第二境界，生动形象。

    下面讲第三境界，简洁凝练。

    简洁凝练就是用较少的文字说明较多的内容，用较短的篇幅讲清较复杂的事理，论题集中，不蔓不枝，篇无闲句，句无闲字，干净利索，像金刚石，体积小，密度大，硬度高。在文学大师莎士比亚看来：简洁的语言是智慧的灵魂，冗长的语言则是肤浅的藻饰。这就是说简洁是智慧的表现，冗长是肤浅的表现。恩格斯指出：言简意赅的句子，一经了解，就能牢牢记住，而这是冗长的论述绝对做不到的。恩格斯的话大家都能赞同，因为都有这样的体会。

    中国是一个诗歌大国，有古诗、格律诗、新诗，新诗以自由诗为标志。但大家公认，写得最好的诗还是唐诗，唐诗是中国诗歌的高峰。现在流传较广、常被引用的仍以唐诗居多。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的诗。新诗引用较少。为什么出现这一多一少呢？原因之一就是唐诗简洁凝练，篇幅短小，好背好记。而新诗篇幅长，又不很整齐，难背难记。新诗中能流传的，也大多是短小的篇幅。近现代人写得较好的诗歌也是旧体。如毛泽东的几十首诗词，老帅叶剑英、陈毅的诗词就是例证。大汉奸汪精卫在青年时期却是个激进革命家，当年冒死刺杀清朝摄政王，被捕后关在北京监狱，他在狱中作诗：“慷慨歌燕市，豪情作楚囚，饮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因篇幅短小，脍炙人口，一时传为美谈。翻译过来的诗也是如此。如泰戈尔的《飞鸟集》，裴多菲的《自由与爱情》：“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广为流传。

    战国时燕国太子丹派荆轲刺秦，出发时在河北易水河畔饮酒诀别，荆轲明白，他此行去杀秦王，是深入虎穴，败会被杀，成也会被杀，肯定是有去无回。他于是口占两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回还！”此诗仅两句，却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气氛、荆轲的前途与心情，苍凉悲壮，闻者落泪，因而千古流传。刘邦当上西汉开国皇帝后，衣锦还乡，在父老乡亲的欢呼簇拥下，击筑高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只有三句诗，反映了诗人的真情实感和忧思，是志得意满又居安思危的代表作，也是典型的短篇之作。

    中国自古有“惜墨如金”之训，追求简洁凝练是历代文章名家的传统，“意则期多，字惟求少”，不繁冗，无疏漏，“文简而意周”。欧阳修名作《醉翁亭记》，开篇一句“环滁皆山也”，即是典范。广为流传的《古文观止》，收文222篇，无一不是咫幅容千里、尺水兴波澜的凝练之作。东汉哲学家王充认为：“文贵约而旨通，言尚省而趋明。辩士之言要而达，文人之辞寡而章。”这就是说，篇幅要节省而观点通达，言辞贵简练而意思明白。“辩士”即雄辩家、政治家，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搞政治、搞管理的人，党政干部、律师、经理，他们的文章和演讲应该开门见山、简明扼要、语意周全。“文人”指从事学术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的文章和演讲应该言辞不多而有文采。无论是“辩士之言要而达”，还是“文人之辞寡而章”，都有一个共同要求，那就是简洁凝练。

    例如，刘邦率军攻进汉中后，尽废秦朝苛法，只与民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两句话十个字，很好记。秦桧要杀岳飞，大将韩世忠不服，质问秦桧：岳飞何罪之有？秦桧答道：“莫须有！”就是不一定要有，无罪也可以杀。只用三个字就把韩世忠挡回去了。当然，这里不是说秦桧做得对，而是说他讲得简洁，同时暴露了他的专横残暴与阴险卑劣。还有《林海雪原》里写坐山雕，为筹备百鸡宴，下山前向众匪徒下令；“命令只有三个字：‘烧！杀！抢！’”何其简洁明了！也鲜活地刻画出了这帮匪徒的凶残。当年周恩来总理招待首次来华访问的尼克松总统，在宴会祝酒词中说：“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中美两国政府二十多年没有来往”。一句“大家都知道的原因”，概括了复杂的原因，又避免了美方的尴尬。何其高明又简练！还有2001年耶鲁大学校庆300周年时校长的讲话，不到一分钟，只用了161个字，却概述了耶鲁大学建校300年的成就。那是再简洁凝练不过了。他的讲演是：“今天，我们不要只说耶鲁的历史上出过五位美国总统，包括近几十年来接踵入主白宫的老布什、克林顿和小布什，也不要只说耶鲁是造就首席执行官最多的摇篮，我们更应该记住，耶鲁的毕业生有三位诺贝尔物理奖、五位诺贝尔化学奖、八位诺贝尔人文奖和八十位普利策新闻奖、奥斯卡电影奖、葛莱美音乐奖等奖项的获得者。耶鲁，我们的耶鲁，自始至终坚持为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服务的理念！”一座举世闻名的高等学府，回顾自己三百年的辉煌，不到一分钟，寥寥百余字，简洁而又精纯，体现了高度的自信与自尊。当然，这里要指出的是，篇幅小的文句不一定简洁凝炼，但简洁凝炼的文句一般篇幅小；篇幅短的文句不一定记得住，但记得住的文句一定篇幅短。

    杰出的政论家、大学者梁启超认为：“大凡文章以说话少、含意多为最妙”，贵在“简洁”。他的文风是笔端常带感情、笔锋犀利、文采飞扬，又没有空话、套话、废话，成为一代宗师。鲁迅主张内容要实，架构要紧，文字要精。他在回答北斗杂志社记者提问谈创作经验时说，宁肯将写小说的材料压成缩写，也不可将速写的材料拉成小说。文章“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将自己的书房取名为“惜字斋”，追求的就是简洁凝练。

    有人视简洁凝练为一种风格，其实更是一种功力。倘若没有较高的思想水平和较强的文字能力，就很难做到提纲挈领，高度概括，避免芜杂，一语破的。鲁迅晚年的杂文，大都千字左右一篇，短的仅几百字，却内涵丰富，思想深刻，耐人回味，正是源自他文学家兼思想家的底气。成语、格言、警句是浓缩的精华，是简洁凝练的极品，若无深刻的识见，非经千淘万漉，是得不到的。

    作品的价值主要取决于思想，不在于字数。伟大的著作并非都是长篇。《论语》只有15000多字，《孟子》只有35000来字，而《老子》（又叫《道德经》）不过5000言。显然，它们成为传世经典，是因其思想而非因其篇幅。传世名文多短篇。当然，长篇传世的也有，毕竟占少数。在传世的长篇中，人们能记住的也只是若干段落和一些精彩的句子。所以，既要能做长篇巨匠，更要能做短章圣手。也可以说，只有少数人适合写长篇，多数人应写短篇；少数内容适合写长篇，多数内容适合写短篇。尤其是现在进入了信息化时代，知识的创造与增长越来越快，文字给人类带来的负担越来越重，而各种竞争对速度与效率的要求越来越高，时间就是金钱，速度就是胜负，效率就是生命。因此，人们对短文的期待更为迫切。无论是大事情还是大道理，都应写得短些、实些、精些，用最简洁的语言表述最精彩的内容，非长不可的著述也要力避冗章、冗句、冗字。德国大文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歌德，向人们提出忠告：“不要把时间、才力和劳动浪费在空洞、多余的语言上。”

    以上讲的是第三境界，简洁凝练。下面讲第四境界，质朴自然。

    质朴自然就是：不矫揉造作，不故弄玄虚，不佶屈聱牙，“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文从字顺，平淡清淳。如“满招损，谦受益”；“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老子《道德经》中说的“福兮祸之所倚，祸兮福之能伏”；朱熹的《观书有感》写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等等，可以说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但是，必须指出，质朴自然并非拒绝雕饰，而是雕饰之后又不露痕迹，是饱经历炼而臻于炉火纯青，是“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如王安石的“泊船瓜州”诗中的“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一气呵成，自然天成，但一个“绿”字，却是改过十几遍的，先用“到”字，不满意，改用“满”字，仍不满意，改用“入”字，还不满意，再改用“过”字，仍不理想，最后才选用“绿”字，既是形容词，又可作动词，突出了春天的特点，最理想不过了，达到了《庄子》所说的“既雕既琢，复归于朴”的境界，成为千古佳句。在现实中有少量的人出口成章，是脱口秀，文不加点。但这不能证明“质朴自然”可以不必修饰雕琢，而是那些出口成章的人已经下了很大功夫，有了丰厚的积蓄，掌握了圆熟的写作技巧，所以能达到少改或不改的地步。如曹丕逼弟弟曹植七步写出一首诗，曹植迅速哼出：“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是无需修改的。但这种情况极少。

    质朴自然的句子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如白居易的“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王之涣的《登鹤鹊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建国初期，反对包办婚姻，提倡恋爱自由，有女士写道：“我没见过他，怎能爱他？我不爱他，怎能嫁给他？”短短四句话，把婚姻应该自主的原由讲得有理有据，质朴自然，令人悦服。那些大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质朴自然的名言。例如鲁迅在《故乡》结尾写道：“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1945年在延安，毛泽东同来访的国民政府参议员黄炎培等人的谈话，简称“窑洞对”。黄炎培说，自古以来，历代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跳不出历史周期律，请问共产党人能否跳出？毛泽东肯定地回答：我们能跳出。我们已经找到跳出历史兴亡周期律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几句平常话，哲理却深刻。正是“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苏东坡总结写作的经验和规律，指出：“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色彩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乃绚烂之极也。”苏东坡是唐宋八大家的主要人物，他的经验颇具代表性，也有权威性。大诗人陆游84岁时，向小儿子陆遹，回顾自己写诗的历程，他说：“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中年始少悟，渐老窥宏大。”即是说最初追求辞藻的华丽，到中年才开始向内容的丰富、意境的宏大发展。陆游的艺术成就是很高的，他的话极具说服力。

    美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草叶集》的作者惠特曼，也以质朴为高境界，他说：“艺术的艺术，表达手法的卓越和文字光彩的焕发，全在于质朴。没有什么比质朴更好的了。”王国维断言：“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我们验证一下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可以说大抵如此。

    以上讲的是第四境界，质朴自然。下面讲第五境界，创新出彩。

    一篇好文章，重要的标准是义理创新，“言前人所未言，发前人所未发”。毫无疑问，这种创新出彩，是合乎民众的期盼与时代的召唤，我把它归纳为九个方面：一是对社会事物认识的深化，二是对客观规律的揭示，三是对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破解，四是科学新命题的提出，五是对真善美的发现与褒扬，六是对假恶丑的识别与鞭挞，七是针砭时弊，八是匡谬纠错，九是扬弃超越。这九个方面有时是相互交叉重叠的。例如，对社会事物认识的深化，就可能是对客观规律的揭示，对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破解。对真善美的发现与褒扬，有可能同时提出科学新命题；对假恶丑的识别与鞭挞，可能同时是针砭时弊，匡谬纠错。必须指出，创新出彩，决不是随心所欲，扭曲事实，妄想臆说，诡辩忽悠。必须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群众的检验、历史的检验。有创见新意之文，为文明长河贡献了真理的颗粒，被人乐道而传播。特别优秀者则被奉为经典，流芳百世。

    文章自古贵创新，创新是高境界，也是必要要求。唐大家韩愈力主文章必须创新，“惟陈言之务去”。北魏时期的文论家祖莹提出：“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不可寄人篱下。”南宋大诗人戴复古主张：“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后行。”被称为“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能诗能书能画，世称“三绝”，为自己的书斋写有一幅对联：“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可见他是特别喜欢简洁凝练，由衷推崇创新出彩的。郑板桥的字很有个性，类似竹根，苍劲有力。传说他初练字时，临摹他人字帖，楷书、行书、草书都练，晚上睡觉时也练，手指头不自觉地在老婆背上画来画去，弄得老婆睡不好觉，老婆烦了，嚷了一句：“人各有体啊，你有你的体，何必画我的体呢？”他幌然大悟，不是嘛？“人各有体”，为什么一定模仿别人的字体，自己不可以创造一个新字体呢？从此开始琢磨、探索自己的字体，最后形成自己的风格。他的诗也有很多创新之句，大家熟悉的有“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难得糊涂”也是他最先提出来的。

    创新出彩，可以表现在不同层面，如词句、观点、方法、表述、结构、体裁、风格、学派、理论体系，等等。王安石说：“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一般而言，一篇文章创新出彩、形成亮点之处，可能就一两个警句，几十个字；一部著作，做出贡献，被人称道引用的，可能就一两个独到的观点。有了它，就能使文章亮起来，让人开卷获益，执卷留连，爱不释手。如《孟子》中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韩愈《师说》中的“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刘禹锡《陋室铭》中的“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在不深，有龙则灵”；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欧阳修《伶官传序》中的“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王勃《滕王阁序》中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杜牧《阿房宫赋》中的“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等等。

    近年来主流媒体如人民日报、求是杂志、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等，它们刊登播发的文章中，还有一些知名学者的文论中，也不断出现一些新亮点，为人们喜闻乐道。例如，江泽民同志讲的“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胡锦涛同志讲的“新三民主义”：“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群众利益无小事”；李瑞环同志讲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还有广为流传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已之心”；“群众在我们的心中有多重，我们在群众的心中就多重”；“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尽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深怀爱民之心，恪守为民之责，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以人为本，科学发展”；“金奖银奖，不如群众夸奖，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最大的忧患是没有忧患意识，最大的问题就是对问题缺乏警觉”；等等。最近抗震救灾中也有不少感人的警句，例如，“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天灾无情，人间有爱”、“血肉相连，有祸同当”、“地陷天不塌，人间有大爱”，等等，质朴的话语给人以温暖和力量。总之，创新出彩宛如闪光的“宝塔尖”，而塔尖则需要坚实的塔基、塔身来支撑。正如明代文学家谭友夏所说：“一篇之朴，以养一句之灵；一句之灵，能回一篇之朴。”

    在各个层面的创新中，义理创新是最主要的。文以意为主，意为文之魂。杜牧指出：“苟意不先立，止以文采辞句绕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乱”；“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清代著名戏剧家、文艺理论家李渔认为：“欲望句之惊人，先求理之服众”；“意新为上，语新次之，字句之新又次之”；“意新、语新，而又字句皆新，是谓诸美皆备”，乃为上乘之作。

    我认为，义理创新大致有四种形式，一是开新域——从头说。从无到有，提出一个新命题、新理论。例如哥白尼创立的日心说，爱因斯坦创立的相对论，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马克思0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蒙代尔提出的欧元论，等等。

    二是改旧论——重新说。也就是认为原来讲的不对，或不全对，或者因形势变化而过时了，对旧的命题、原理作形式或内容的改造，变旧为新，例如，毛泽东为成语“实事求是”赋予新的含义。再比如，前几年流行吃南瓜能降血糖的说法，后来有医学家出来纠正，南瓜不能降血糖，吃多了反而会使血糖升高。这就是改旧论，重新说。

    三是有发展——接着说。弥补原有理论的不足或纠正其偏差，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加以调整和丰富。例如邓小平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又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发展。这三者合起来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毫无疑问，这个理论体系还会不断发展下去，随着实践的深入，将陆续增添新的内容。还有我党工作的指导方针，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到“统筹兼顾，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先是讲“又快又好”，现在讲“又好又快”，置换了一下次序，也是发展。

    四是分取舍——扬弃说。例如我们研究传统文化，学习外来文化，都是采取汲取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李茗公馆长说：“三纲五常是可分的，三纲很反动，五常很珍贵。”这是有见地的。凡是学过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人都知道，马克思对德国的古典哲学、对英国的古典经济学、对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都作了分析批判，有所扬弃取舍。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化为新理论的元素。马克思否定了黑格尔哲学唯心主义的外壳，取其辩证法的合理由核，否定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形而上学成份，吸取了他的唯物主义体系，创造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剔除了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和亚当•斯密学说中的不正确因素，吸取了其中关于劳动价值论、地租、利润等科学成份，加以改造，创造了剩余价值学说。

    义理创新大致有这四种途径。以上讲的是第一部分，五种境界的含义。

    下面讲第二部分，谈谈如何提高文章境界。

    准确明白是为文的基本境界，生动形象、简洁凝练、质朴自然是较高境界，创新出彩则是更高境界。文章境界的提升，取决于多种因素，诸如文字功底、写作技巧、生活阅历、学养程度、情感状态、性格气质、志向追求，等等。每一项因素都影响文章水平。如果有思想观点、有丰富的感情，但缺乏文字功底、写作技巧，是表达不出来的。成了“茶壶煮饺子——有货倒不出来”。生活阅历也很重要，缺乏阅历，文章容易写得空洞，脱离实际，没有深度。如果学养浅，对学术没有钻研和积累，腹中空空，只能是人云亦云，谈不出独到的见解。情感状态也是写作的必要条件。当你处于大爱大恨、大悲大愤时，你的笔下就会带感情，文章写出来就会感染人。大爱出激情，出文采，如少男少女的恋爱信，那是很动人的。“悲愤出诗人”，李后主正是从富贵天子到沦为亡国奴、阶下囚，过着以泪洗面的日子，才能写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千古名句。鲁迅正是对敌人恨、对人民爱，才会写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臧克家正是出于对鲁迅的敬爱，才会写出纪念鲁迅的诗《有的人》，诗中说：“有的人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有的人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骑在人民头上的，人民把他摔垮，给人民做牛马的，人民永远记住他！”魏巍正是对志愿军战士强烈地爱，才能写出“谁是最可爱的人”。关于不同的性格气质，也是直接影响文章风格的。文如其人。性格开朗有魄力的人，为文豪放，干净利索，带有浪漫色彩；性格内向，言行拘谨的人，为文琐碎，必具婉约色彩。李白是狂放之士，自称“谪仙人”，故成为浪漫主义的代表。杜甫远没有李白那样高蹈轻扬，而是忧虑重重，悲天悯人，所以写出来的诗毛主席认为是“哭哭啼啼的”，是另一种风格。李清照的性格，颇为细腻柔韧，因而使她成为婉约派的大家。关于志向追求，对写作来说则是决定性因素。他决定着作者的写作标准和努力程度。如果不想成名成家，也不想获奖，只求过得去，能对付工作，那么文章就不可能上升到高境界。正因为白居易追求自己的诗要做到“老媪皆解”，就是说要让老太太能听懂，所以他才反复修改，达到既有韵味又明白如话的境界。正因为马克思认为如果不能把最好的精神食粮献给工人阶级，那就是犯罪，所以他才要求自己写出许多华章与巨著，创立了马克思主义。

    那么，怎样才能提升文章境界呢？先人有许多格言，给我们以启发，民谚曰：“《文选》烂，秀才半”。《文选》是魏晋时期南朝梁武帝的太子萧统主编的，（因萧统死后的谥号为“昭明”，又叫《昭明文选》），收集的是一些好诗文。如果把《文选》上的诗文读熟了读懂了，秀才也就成就了一半。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他们讲的是要博采、厚积，夯实基本功。北宋理学家程颐说：“吟成五个字，用破一生心”；清代大诗人、文论家袁枚说：“一诗千改始心安”，他们讲的是要反复推敲、修改磨砺。唐代韩愈说他“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六艺”这里指的是“六经”，即诗经、书经、礼经、乐经、易经、春秋。六经是儒家的经典，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所谓“百家之编”，指儒家、佛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农家、阴阳家、杂家的文章，泛指各科知识。“焚膏油以继晷”，膏油指蜡烛、松脂一类照明用的燃料，晷指日光的影子，是古代的计时器。恒兀兀以穷年，恒是长久，兀兀是努力的样子，说的是长年努力。这四句是韩愈描写自己常年累月地努力学习各科知识。像蜜蜂酿蜜一样，辛勤地博采众花。郑板桥说他“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他们讲的是要毕生钻研，锲而不舍。普遍经验证明，“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仅得其下。”人们努力达到的比原先设想的总要低一些。因此，“非取法至高之境，不能开独造之域”。文章高境界的背后是特立独行，是实践的深入，认识的深化，造诣的深厚，追求的坚韧。历史上的许多名句名作即是苦难的结晶、生命的羽化。如屈原的“离骚”诗，就是在他被小人、昏君排挤出朝廷，放逐在汩罗江畔，忠心不被明察、壮志难酬时流露出来的心声。我国第一部伟大的纪传体史书《史记》，就是司马迁在蒙受屈辱的腐刑之后发愤写出来的。李后主、李清照的诗词，也是产生于逆境之中。

    古往今来的好文章，无一不是博采众长而又独辟蹊径，实事求是而又巧于表达，厚积薄发而又千锤百炼，真情实感而又善美兼具。遂有“尽百家之美，以成一人之奇”；“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好文章是改出来的”；“华章常自改中来”；“十年磨一剑，一剑用百年”等名家经验之谈。南宋大诗人陆游一生做诗近万首，84岁时他的小儿子向他请教做诗的诀窍，他将创作经验概括为十个字：“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这“诗外”的功夫指什么？当然包括生活阅历、社会实践、见识、情感等等，但我认为首要的是理想、信念、精神、责任。没有高尚的人生追求，就不会有血性的文章；心灵如沙漠，笔下不会有绿洲。生活庸碌空虚，文论哪来气象万千？不关心民众的痛痒、民族的进步，肯定撞不响时代的大吕黄钟！

    孟子倘若没有对大丈夫气节的崇尚，写不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动人格言；司马迁倘若没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抱负，不会忍辱负重写出绝唱《史记》；范缜倘若没有对无神的坚定信念，没有追求真理重于求官的高尚人格，写不出力挫王侯与群儒的《神灭论》；曹操倘若没有统一中原的雄心，写不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言壮语；杜甫倘若没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追求，就不会妙句连珠，成为一代诗圣；岳飞倘若没有对山河破碎的悲愤，收复失地的热望，就不会奋笔疾书：“还我河山！”“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陆游倘若没有以天下为已任的拳拳赤心，写不出“位卑未敢忘忧国”，“忧国复忧民”；张载倘若没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就不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创立“关学”；王夫之倘若没有“六经责我开生面”的使命感，就不会埋首石船山，苦心孤诣，精品等身。倘若没有对祖国积贫积弱的忧心如焚，对独立富强的魂牵梦绕，没有“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的急迫使命，孙中山就不会率先喊出“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提出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毛泽东倘若没有对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能力的坚定信念，写不出《论持久战》。当时日本进攻中国，十分嚣张，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国内流行“恐日病”，悲观的气氛笼罩全国。而毛泽东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四个特点，坚信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中国是灭亡不了的，但是也不可能速胜，必须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最后取得胜利。所以他在延安窑洞里伏案疾书，写出了光辉的《论持久战》，让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看清了发展方向和胜利前途，连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何应钦、白崇禧等人也争相拜读。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1999年英国BBC广播电台，评选出几个“千年思想家”，居首位的是马克思，马克思正是向往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与自由，才破天荒地写出了《共产党宣言》，毕生著述《资本论》……

    由此可见，要提高文章境界，必须提高思想境界。心像日月一样，文方有日月之光。正如鲁迅说的那样，从喷泉里喷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文如其人，是什么样的人就会写什么样的文章。因此，只有做社会的良知，才能写出人民的心声、时代的正声、历史的强音，把文章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上面讲的是第二部分，讲了提高文章境界的几个因素，重点讲了理想、信念、精神、责任的首要作用。下面接着讲第三部分，分析影响文章境界提升的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评论文章境界不高的表现。

    自古以来，妨碍文章境界的提升，不外乎社会环境和文人素质两个方面。社会环境是客观原因，文人素质是主观原因。从社会环境看，有六朝以来形式主义文风的熏染，隋唐以降八股科考的诱迫，“焚坑”之后文字狱的桎梏。“六朝”既指吴、东晋、宋、齐、梁、陈在南京建都的六个朝代，也作为魏晋南北朝的代称。六朝中尤其是齐梁两朝，文风绮靡缠绵，弥漫着清谈之风。科举考试是从隋朝开始的，唐朝基本定型。“焚坑”指秦始皇时的焚书坑儒，自此以后，文字狱盛行，深文周纳，文网密布，文人们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整个社会创新氛围不浓、法制保障乏力，甚至没有法制保障，等等。这些都是不利于创新的客观原因。从主观方面的文人素质来看，则有学养、追求、文风等因素。

    文章境界不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内容空疏，陈言老调多，空话套话多。或是有内容却远离民生与学术的紧要课题，“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润色愈工，其实愈丧”。隋朝李谔上书高祖，批评齐梁文风之弊：“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筐，唯是风云之状”；“损本逐末”，“构无用以为用也”。这就是说，一是内容脱离生活实际，二是只注重文字雕琢，玩弄文字游戏。到了宋代，苏轼指责“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这个批评是言之有据的。因为相当一部分文人在仕途上艰难跋涉，他们无心也无暇深入体察民生之艰难、民心之渴求，只知自话自说。嗷嗷待哺的民众，盼生存之利如大旱之望云霓，居象牙之塔的话语者，谈心性义理却在闲庭漫步。明明人性有善有恶、亦善亦恶，他们却在那里反复争论，是人性善，还是人性恶？争论了一千年还没有结论，还要争论第二个一千年。明明剥削太甚、社会不公，他们却说贫富有命、善恶有报，要安分守己。老百姓饥寒交迫，他们却宣扬颜回之乐，说什么“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老百姓度日如年，无法忍受，他们却宣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不可“犯上作乱”。他们以社会卫道士的面目活动，而所作所为不过是“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如此事功，遭到老百姓的鄙夷。到晚清，“不务实学、专事浮文”之风尤炽。太平天国后期重要首领洪仁玕，他在著名的《资政新篇》中批评：“文士之短简长篇，无非空言假话；下僚之禀帖面陈，俱是谗谄赞誉。”就是说，文人的文章，不论长篇还是短篇，没有一句实话；下级向上级的汇报，都是诋毁政敌、讨好上司、报喜不报忧的言辞。此话虽有偏激、夸大，却切中积弊。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陈独秀认为，那些“惟在仿古欺今”者，“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这些人写的文章再多，出的书再厚，不能解决民生问题、社会问题，不能推动历史进步。所以，等于是一堆废纸。有的甚至是文字垃圾。

    文章境界不高的第二个表现是，盲目求长，烦冗拖沓。在古代，有“博士买驴，书卷三纸，不见驴字”的笑话。明太祖时，就是朱元璋当皇帝时，刑部有个主事，刑部就是掌管法律、刑狱事务的官署，这个主事叫茹太素，他上书言事，奏章竟长达17000字，朱元璋看了半天，不知所云，气得将奏章扔到地上去了，并喝令左右将茹太素痛打一顿。消气后，令人将奏章拾起来重新看了一遍，发现“其切要可行者”不过“五百余言”，可见废话之多。既恼火又大惑不解。于是发出圣旨，规定公文的格式，强调从今以后，再不许写空话、套话、废话。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烦冗拖沓呢？或是“私于自是”，不忍割爱；或是“以长为贵”、“以长为能”，简单地认为篇幅越长越有学问、部头越厚越有分量；或是不善提炼概括、剪裁取舍；或是为世风习染，言必“戴帽”、“穿靴”；或者追求周全稳妥，面面俱到。在当今，有的是受“以量取胜”时尚的影响，为统计成果的量化指标所迫，为达到一定字数而拉长“注水”。当然，也有作者本想出精品“靓女”，但因急功近利，未足“十月怀胎”，就提前“剖腹分娩”；初稿成后，又未能沉淀涵育，用心呵护，在修改环节上下足工夫，而是草草打扮，就匆匆“出嫁”了。为什么出现这种局面呢？与体制有关。有的单位每年都要搞成果考评，而且规定少于3000字不算论文，少于20万字不算专著，论文还分发表刊物的档次，分一般期刊、核心期刊、权威期刊，出书还要看出版社，是国家级，还是地方级，计分不一样，得到的报酬和奖励不一样，晋升职称、职务也不一样。至于文章的内容、书的价值则较少考虑，或者顾不上考虑。在这种诱惑和压力面前，必然滋生浮躁之风，一些人追求速产、高产，不能静下心来从事艰辛的原创性写作，追求达标和超标。当然，必要的考核和压力还是要的，否则出不了成果，因为人有惰性。我就有切身体会，写一篇文章，领导给我一个月时间，我可能写一个月；给我一周时间，我可能写一周；给我三天时间，三天也就赶出来了。

    境界不高的第三种表现是创新不足，甘于平庸。清代外交家、诗人、学者黄遵宪曾感叹：“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字所无，不敢入诗篇。”有的无病呻吟，有的因循克隆，有的浅尝辄止，有的信笔戏说，有的只道“天凉好个秋”，有的追求体系架构重于内容扎实，追求包装华丽重于济世实用，追求感官刺激重于灵魂净化……未能对学术问题提出创见，就民生问题拿出实招。特别是有些影视作品，渲染拳头加枕头，武力、凶杀、阴谋、色情，用身体写作，极力挑逗性本能，用夸张的手法和特写镜头描写黄色场景，主张“躲避崇高”，颠覆传统理念，迎合低级趣味和阴暗心理，追求票房价值，不顾社会效益。以至于德国文学家批评中国的当代文学是“垃圾文学”。虽然这个批评以偏概全，犯了片面性错误，但难以否认确有垃圾现象。有些作品不是提升人的境界，而是降低人的境界。有些文章，洋洋万言，没有什么东西，看后无所获；有的论著，动辄几十万字，一百多万字，部头又厚又大，像个浮肿病人，实际水得很，既没有原创的东西，也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没有电脑的时候，有人写作是用剪刀加浆糊，有了电脑后，剪刀浆糊也不要了，直接从网上下载、复制。从网上下载、复制的文章，很难要求它有什么创新了。

    那么，文章究竟如何作呢？先贤有倡导：柳宗元主张文以明道，韩愈主张文以载道，墨子、王充主张文贵适用，文不苟作，顾炎武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古人还要求“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要因为发表了自己无益的文章而妨碍了有价值文章的发表。这也就是说，如果是无益的文章，就不要去写，写了也不要拿出来发表。生，有益于当时；死，闻达于后世。是历代贤良人士的最大愿望。古今中外大凡传世名文，必有创新之处，必具高境界。当然，对于一般作者的一般文章来讲，达到基础境界即可，倘能达到较高境界当然更好。例如，一篇公文，如介绍信、说明书、公函、布告，做到准确明白、简洁不哆嗦即可，不必求生动形象、质朴自然。还有的文章如通讯报道、调查报告，如实地反映情况，并把情况说清楚，做到生动形象一点也就合格了，不一定非求创新出彩。但是，对于以写文章为职业，对从事社会科学和文学创作的人而言，理应追求高境界，多创精品力作。请注意，我所说的是多创精品力作，并不是要求每一篇都是精品力作，谁也做不到这样。即使是天才大师也做不到。看看李太白全集、杜甫全集、陆游全集，会发现也有不少平庸之作。就拿现代大作家、百科全书式人物郭沫若来说，他的全集中并非都是精品，也有一部分写得平淡粗糙，甚至有些败笔。例如他在1958年写的《百花齐放》组诗，一朵花一首诗，共有100多首，有的近似打油诗。例如写山茶花，不直接说山茶花美，而是写：彝族姑娘多美艳，头上戴朵山茶花，唉呀，真好看！这就缺少诗的意境与韵味。所以郭沫若曾自嘲：“郭老不算老，诗多好的少，老少齐努力，学习毛主席”。他晚年写的《李白与杜甫》这本书，也颇受读者的批评与责难。

    好文章是很难写作的，那么一辈子能否写出一两篇、三四篇好文章呢？好书是难以著述的，那么一辈子能否著出一本或两本好书呢？只要有志，坚持数年，总会成功的。

    那么，精品力作的标准是什么呢？我用了几个排比句来说明：“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衔华而佩实”；“篇有百尺之锦，句有千钧之弩，字有百炼之金”。这6句古语，前三句取自刘勰的《文心雕龙》。“志足”指内容丰富，志，心意、志向；“言文”，即语言有文采；“情信”，指情感真实可信；“辞巧”，指表达巧妙。“衔华而佩实”，指既有扎实的内容，又有华丽的文采，也就是华而实。后三句是对字、句、章的分别要求，一篇中总有几段精彩的章节，每句都是有分量的，每个字都是精当的。使文章具有“令人信服的真，令人感动的善，令人欣悦的美”，做到真善美的统一。意新语工，语工要求语句经过修整而规范、光亮，不是零乱的、粗糙的。要做到文情并茂，含金量高，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用科学的理论武装人，用独到的见解启迪人，用先进的观念引导人，用公正的舆论督促人，用真理的力量鼓舞人，用真善的情志感染人。

    以上讲的是第三部分，导致文章境界不高的原因以及文章境界不高的表现。下面讲第四部分，呼唤好文章。

    通过对文章的研究、宏观与微观的考察，我得出结论：好文章是人类的精神之花、智慧之果，能使人眼睛一亮，豁然开朗；天地一宽，境界升华！能引导人们走出误区、盲区，解放思想，破除牢笼。例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就使人们走出了地心说的误区；达尔文的进化论，发现人是由猴子变来的，打破了西方宗教上帝造人的误区、盲区。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打破了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排斥市场的误区。1978年5月2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推动全党全国人民破除“两个凡是”的禁锢，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为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到来开辟了道路。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好文章能在滚滚红尘中净化心灵，唤醒良知，提高理性；能在漫漫征途上确立信念，增强意志，激发无穷创造力，成功到达目的地！一篇好文章、一本好书，往往能拯救众多的灵魂，振奋千万人的精神。例如巴金的小说《家》，以一个封建大家庭的没落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没落，激发白区千百万青年冲破迷惘，走上革命道路，奔向苏区，加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奥斯特洛夫斯基写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的动人事迹，该书的那段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激励了数以亿计的青少年志存高远，热血沸腾，奋而起行，改造旧世界，建设新社会。曹操的《步出厦门行•龟虽寿》中写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激励了多少老年人保持晚节，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老有所为，做到“满目青山夕照明”。特别重要的创新文章、论著或作品，甚至能影响一个时期的追求，形成一股思潮，引发一场变革，促成某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十分显著的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它空前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人民群众的无情奴役和残酷剥削，她引发的国际共运，波澜壮阔，摧枯拉朽，迫使统治阶级不得不对资本主义制度做出重大调整与改革，以延续生命。有的老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自称现在走的是“第三条道路”，不再是马克思批判的那种早期资本主义制度。

    再如美国斯托夫人，身材瘦小，家境贫寒，丈夫体弱多病。她出于对奴隶制度的憎恨，于1851年写作了《汤姆叔叔的小屋》。小说首先以连载的形式在《民族时代》报纸上发表，立即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了人们空前的欢迎。仅第一年就在国内印了100多版，销售了30多万册，后来被译成2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该书通过汤姆叔叔、乔治夫妇等黑奴们曲折经历的描述，揭发、控诉了黑暗的奴隶制度，成为启发民智、引发废奴运动的惊世之作。林肯总统在南北战争结束后接见斯托夫人，开玩笑地说她是“写了一本书，酿成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

    在我国，上个世纪80年代，人民日报发表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普受欢迎，在广大青少年和知识分子当中，迅速形成了热爱陈景润，崇拜科学家、崇尚科学、钻研科学的良好风气。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会是记忆犹新的。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的讲话，否定了“知识越多越反动”、“ 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谬误，砸碎了“四人帮”套在知识分子头上的紧箍咒，解决了反右以来特别是十年文革造成的老大难问题，一扫天空的阴霾，使广大知识分子放下包袱，扬眉吐气，以空前的热情投入现代化建设。

    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很多。总之，那些好文章、好论著、好作品，如火炬、似灯塔，引领着人类的前进方向；如春风化雨，似江河行地，滋润着人类的心田。正如曹丕所赞叹：“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好文章、好论著、好作品，是生产力、战斗力，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武器，驱动着科学与人文的双轮，使时代走向进步，社会走向和谐，人生走向美好。

    白居易在读罢李白、杜甫的诗集后，不禁感叹：“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过去需要好诗歌、好文章，今天和今后，仍然需要并且永远需要好诗歌、好文章。因此，有志于立言者，当努力攀登文章高境界！

    讲到这里，可以归纳一下，不管写哪种体裁的文章，总要争取做到三点：第一要准确明白，第二要简洁不哆嗦，第三要有点新东西。至于生动形象、质朴自然，能做到更好，一时做不到也不必花费精力过分追求。文章力求义理新，如做不到义理新，就得有新材料；没有新材料，就得有新方法；没有新方法，就得有新角度；没有新角度，就得有新表述；没有新表述，就得有新词语。总之，要有点新东西，有几句在别处没有见过的话，才有可读性，读过之后才能给读者留下好的印象。    

    那么，怎样才能写好文章呢？讲四点，第一要有社会责任感，有高尚的思想境界。第二，要有丰厚的学养。第三，要有实事求是的文风。讲实话，说实事，论实理，出实招，重实干，求实效。第四，多修改。不急功近利，慢功出细活，防止萝卜快了不洗泥。

    总之，只要广大知识分子把文章写好，就会推动文风改变，推动学风改变，推动党风、政风、民风相继改变，我们这个民族就会逐渐养成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减少浪费，少走弯路，提高效益，发展得又好又快。因此，不要小看了写文章。    

    谢谢大家！如有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