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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人文项目申报

论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中的“变”与“不变”


  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是“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转型发展需要“变”的是发展理念、发展定位、发展方式和发展主体;高校的转型发展,是在传承与守护基础上的创新,在保守与开放之间获取自由的革故鼎新过程,而非无源之水式的求异与放弃,一方面意味着地方高校在“大建设”基础上的新发展,同时也意味着传统大学精神的回归与坚守。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是进化而非革命,转型发展要把握好教育基本规律,积极探索转型发展的可行路径,构建转型发展的新动能,实现高品位的转型发展。

  引导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是新时期从供给侧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增强高等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的重要举措,是我国政府在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背景下做出的战略部署,其影响早已超出了教育界,成为广受社会各界关注的热门话题。

  从词义上来看,“转型”必然涉及到改变,“所谓转型,是指事物的结构形态、运转模式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根本性与深层次转变,是主动求新求变的创新工程”。[1]基于对转型的这一理解,地方本科高校的转型发展,可视为学校为应对新形势而从办学理念和办学行为上主动求新求变、积极作为而实现自我超越的过程。既然如此,地方本科高校转型是彻底的改变还是部分的变?如果是部分的变,那么,变的是什么?不变的又是什么?毕竟地方本科高校作为当代大学的一种类型,不仅仅是一个适应和满足社会需求的机构,而是有着其自身内在规定性的生命有机体,发生在其身上的任何一种变化,都不会无缘无故突变,而是一个连续渐变的过程,是在大学基本精神传承基础上的创新,是在保守与开放之间获取自由的过程,是变与不变的统一。

  一、困则思变: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中的“变”

  回应社会挑战变革高等教育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现象,尤其进入新的信息化社会以来,各国纷纷出台政策,引导高校的新改革与新发展。我国地方本科高校的转型发展,是在政府的主导下,高校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新常态,以地方社会需求和学生就业为导向而在发展理念、发展目标定位、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的主动求新求变过程。其变化主要体现为:

  (一)发展理念的变:以新理念引领转型发展

  英国学者罗杰·金在探讨大学体制多元化问题时指出:许多大学并不很关心大学的体制是否多元化,在寻求更多的研究经费和吸引更多的本科生方面,大学的功利化倾向明显,各大学往往不约而同地选择对自身有利而不是使公众受益的行动。这种秩序源于为了自身利益的行动和系统中的各大学(尤其是大学领导人)之间的相互影响。[2]这正是我国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病灶。现实中,这种从自身小利益出发考虑问题的功利化思想,使不少高校在内涵建设和培养模式改革方面投入不足,而在获取国家及地方政策“红利”方面充满渴望。笔者曾对6个省份2016年正式确立为“国家产教融合发展工程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高校”的20所新建本科院校的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访谈,其中有16所高校明确表示:他们积极响应转型发展的动力是国家的政策性经费投入,申报参加转型发展的动力来自经济方面的考虑,至于是否真按照申报书上所承诺的去落实转型发展的任务,考虑不多。

  大学的发展从来就是大学理念作用于办学实践的结果,任何时候大学理念的混乱均会导致大学办学与发展的困境。理论上讲,转型发展是为激发区域高等教育走进区域社会中心的活力,增强学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以解决地方高等教育与地方社会发展融入度不高甚至是相脱节的问题,同时也为学校自身发展赢得更广阔的空间和奠定更坚实的基础。为此,高校需要走出狭隘的小我利益,立足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特征和国际社会发展潮流,把自身置于追寻与实现“中国梦”的宏伟而富有挑战性的滚滚历史洪流之中,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新理念引领学校转型发展:一是以创新发展的理念为推动力,提高学校学术生产与学术创新能力;二是把协调发展作为高校转型发展的基本要求,包括高校内部各要素的协调以及高校与社会的协调;三是把绿色发展作为高校转型发展的重要内容,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之格局形成;四是把开放发展作为高校转型发展的重要原则,坚持国际视野和中国道路的统一;五是把共享发展作为高校转型发展的价值追求,以多元化质量观为前提,在招生入学、培养过程和就业环节上体现公平和共享的要求。[3]

  地方本科高校要以这五大发展新理念为统领,克服唯自身功利化倾向,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树立有为才能有位的思想,扎实推进综合改革,围绕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产业链、创新链优化学科专业体系建设、改造专业集群,打造对接区域产业链的学科专业集群,切实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形成在高素质人才培养和高质量社会服务方面的鲜明特色。

  (二)发展定位的变:用新思维确立发展新定位

  伯顿·克拉克曾提醒人们:实施高等教育不能把所有鸡蛋往一个篮子里装——高等教育最忌讳单一的模式。[4]作为我国地方本科高校,在发展定位上要根据自己的校情和所处的特定社会环境,以教育生态位理论为指导确立自身发展定位,走卓越发展之路。问题在于,受传统习惯性思维模式和资源配置方式的影响,我国地方本科高校在发展定位上“攀高”与“趋同”倾向明显。

  政府推进高校转型发展的重要背景,是国家为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打通应用型人才上升通道,打破原有职业教育“断头路”的格局,以满足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急迫需求。高校转型的这种职业教育意蕴,也导致部分高校对转型发展产生抵触情绪。因为作为转型主体的新建地方本科高校,大多是由高职高专独立或合并升格而来。好不容易想方设法才“攀升”到了普通本科教育阵营,加入到高等教育的“正规军”序列,实在不甘心再回到职业教育体系中去。正是纠结于“身份”,担心被贴上“高职”的标签而走“回头路”,致使部分新建本科院校对转型持观望甚至抵制的态度。调查表明,有67.7%的新建本科院校对转型发展持观望态度,另有13.8%的新建本科高校对转型发展则持暗中抵制态度。[5]虽然在学校发布的章程等对外的文件中,95%以上的新建地方本科高校确立应用型的发展定位,但实际情况是:全国新建地方本科高校中,78.5%的学校将发展目标定位于“教学研究型大学”或“综合性大学”,75.4%的学校确立了近5年内大学更名的奋斗目标,70.8%的学校计划进一步扩大办学规模,69.2%的学校计划近3年增设新的一级学科,63.1%的学校计划近5年内获得硕士学位点。可以看出,申报硕士甚至博士点、大学更名等可以考量的绩效指标是大多数新建本科高校的实际兴奋点。如有的地方本科高校才获得硕士授权及应用型本科建设规划高校不久,就专门成立了一个叫“三升办”(升一本、升博士授权点、升大学)的职能部门,大张旗鼓地强力推进“升博”和“升格”工作,典型的挂应用型本科转型之名而走老牌传统本科发展之路。这一方面反映出高校对于高等教育传统发展方式的留恋,同时是高校对我国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及社会对高校评价体系积极回应的一种努力。

  存在于部分转型高校的这种“身份困惑”,是对高校转型的一种片面理解的结果。随着高等教育与社会关联的日趋密切与复杂,以及经济转型发展和产业升级对应用型人才的规格提出了更高要求,普通高等教育与职业高等教育的边界已呈现交叉与重叠。正因如此,国家已开始从分层到分类的思维调整和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原来的“985”和“211”高校也担负着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使命。因此,地方本科高校应走出身份困惑的误区,准确理解转型发展,把握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新趋势,深化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效益,在应用型本科教育方面办出特色、形成优势,走出一条有别于传统学术型本科教育的发展之路。同时,对于国家而言,也要对传统的资源配置与供给模式继续进行改革,通过政策杠杆有力撬动高校的转型改革。无论从服务国家需求来看,还是从学校自身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需要来看,转型是地方普通本科高校走出困境、走向卓越的必然选择。

  (三)发展方式的变:以新方式推进内涵式发展

  始于1999年的全国普通高校连年大扩招,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得以快速实现,我国的新建地方本科高校,正是这一大背景下催生的。从发展方式来看,这一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所走的是一条追求规模快速扩张为主的外延式发展之路,凭借这一发展方式,我国高等教育短时间内实现了从精英阶段向大众化的跨越,我国高校招生规模从1999年的160万人持续攀升到2016年的772万人。在这一过程中,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主要载体的地方本科高校,依靠招生人数高速增长的“红利”和垂手可得的“低垂的果实”实现了基础设施建设和办学规模的跨越式发展,学校短期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绝大多数的高校正是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建设起了美丽的“新校区”,不少学校的新校区甚至成为了所在地的一张“亮丽的名片”。

  然而,这种“超常规”发展方式并非常态发展,特别是“人口红利”正在消退:全国高考报考人数2008年达到峰值1061万人后,接下来呈下降趋势,至2016年全国报考人数跌至940万,并将在2018年至2020年左右跌入谷底。[6]“人口红利”的消退,加之近年来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加大,出国留学人数飞速增长,各种形式的中外合作大学也如雨后春笋,日趋激烈的生源争夺预示着高校享受“低垂的果实”的年代将一去不复返。社会民众对于高等教育的要求以从“有大学上”变为“上好大学”,这一新的背景下,如何促进高校通过转型而提升摘取“高挂的果实”的能力,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2012年3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了今后公办普通高校本科招生规模将保持相对稳定,坚持“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道路”。这是国家教育主管部门以正式文件的方式,对我国高等教育未来新发展方式的一种描绘,意味着中国高等教育传统发展方式的政策性终结。党的十八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要“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如果说,在“低垂的果实”阶段,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式是“摊大饼”式,那么,在“高挂的果实”阶段,高等学校要赢得发展先机就得“树高梯”,它要求学校尊重教育内在规律,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心理心态,发扬久久为功的精神,克服急功近利的思想,优化教育生态,夯实办学基础,扎实苦练基本功,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赋予每个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精工出细活”的环境和机会,持续提升人才培养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

  (四)发展主体的变:以新模式实施协同共治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期盼,从管理模式来看,我国高等教育采取的是政府主导的行政化模式,管理主体单一。这种高等教育管理方式与追赶型战略相得益彰,其理论基础是管理主义,基于效率优先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考虑,强调的是管理对象对管理者的服从。依赖这种管理模式,高等学校在各关键发展期获得了快速发展所需要的资源投入,但也客观上助长了大学办学的行政化。发展到今天,这种自上而下的行政化模式的局限性已越来越明显,高等教育发展要获得新动能,必须突破管理模式上对多元利益主体积极性的抑制,要求从单一主体的管理走向多中心多主体协同治理,从管理向治理转变已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大势所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关于转变教育治理方式的宣言掷地有声:“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扩大省级政府教育统筹权和学校办学自主权,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完善高等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就是要充分调动和发挥多元利益主体在办学中的积极性,既要调动外部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又要激发学校每一位教师和学生的主体积极性。

  协同治理理论倡导的是一种强调多元主体参与的合作治理模式。协同治理理论运用于高校转型,就是要调动高校各利益相关方的积极性,在转型的各个环节和方面实现多元利益主体协同参与,包括学校外部与学校内部两个面向的协同。早在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发布的《面向21世纪世界高等教育宣言——愿景与行动》中就明确指出:面对即将到来的新千年高等教育的新变化与新发展,及其所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和新技术所带来的挑战,“这一切不仅需要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的强有力参与,而且需要所有受益者,包括学生及其家庭、教师、工商企业、经济的公共与私人领域、议会、媒体、社区、专业协会和社会的全力参与”[7]。因此,构建协同治理体系,首先要广泛吸纳政府、用人单位、高校、学生家长等多方参与转型改革,构建产教融合、产学合作的育人机制,形成政府、学校、社会协同共治的格局;同时,在高校内部,要激活每位师生员工的积极性,改变转型发展只与学校领导有关的状况,变一个积极性为多个积极性,使转型发展的外部要求转化为学校全体成员的内在行为,落实到每一位成员,贯穿到教育教学各环节,所谓“众人划桨开大船”,这是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内源性动力。

  二、动静相宜: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中的“不变”

  高校的转型发展,是在温故基础上的创新发展,而非无源之水式的求异。转型一方面意味着地方高校在“大建设”基础上的新发展,同时也意味着大学基本精神的回归与坚守。

  (一)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不变

  2018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语重心长地告诫:古今中外,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要求来培养人的,世界一流大学都是在服务自己国家发展中成长起来的。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8]因此,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是我国各级各类高校的首要坚守。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在上海调研时也强调:要用好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力量,用好五千年历史传承的文化力量,引导师生坚定对中国道路、理论和制度的信念,保持对中华文化和中国价值的自信。[9]

  我国地方本科高校的转型发展,是在当代中国具体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中展开的。扩大与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增强学校活力,提升学校主动并快速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是地方高校转型发展的重要内容。但高校办学自主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国高校行使办学自主权的前提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为依据,在政府宏观指导与协调下逐步落实。脱离政府宏观指导而追求纯粹的大学自治,这在我国是不现实的。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还要不断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实行党委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高校领导体制特色的体现,是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的前提和基础。党委领导是确保办学社会主义方向的利器,但党委领导不能代替行政和学术,如何在党委领导框架下,构建行政管理、学术管理与民主管理三种管理运行有序、相得益彰的内部管理制度体系,是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关键。

  (二)坚持育人的本体功能不变

  育人是任何一种类型的高校的基本价值和主体职能,育人为本是高校必须坚守的观念理性。高等教育是一种以育人为要的专业教育活动,人才培养是任何一种形式高等教育机构的本体职责。高校转型发展,必须坚持立德树人,坚守育人为本,树立学生中心理念,学校的一切活动均指向并服务人的成长与发展,为学生的主动全面发展提供有效的帮助。

  坚守育人为本的观念理性,就是要在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统领下,善于用教育内在的尺度衡量高校的转型发展。教育内在尺度,是一种“基于教育立场的眼光、视角和参照系。这种尺度的形成和运用来自教育的任务和使命,教育就是要有意识地、有计划地促进人的生命健康、主动地成长和发展”[10]。因此,是否真正将学生中心理念贯穿于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全程,能否促进并实现受教育者个体生命健康成长和发展,能否培养出一大批掌握干事创业真本领的社会主义可靠建设者和接班人,是衡量高校转型改革的基本参照系和标准。

  坚守育人为本的理念,要求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必须将学生中心理念落实到课程与教学环节,转型改革的各项举措必须有利于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有利于广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为此,必须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按照协同原则,吸纳多方力量,构建企业深度参与的多元化人才培养模式,建立按照职业岗位群履职能力需要倒逼的培养目标机制,有效规划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路径及课程载体。正如张大良所说: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前提是应用性本科专业建设,基础是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重构,实质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关键是建设一支“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因此,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应聚焦专业建设、课程体系、培养模式、教师队伍四大重点,精准发力,强力推进,创新突破”。[11]

  (三)坚持学术品质不变

  大学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准确回答是现代大学转型发展的逻辑起点。纵观高等教育发展史,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国家以及不同的学者眼里,对于大学是什么的概念很难达成一致的认识,但有一点是不可置疑的:高校是一个知识密集型的学术型组织,学术品质乃高校的基本品质。真正意义的现代大学直接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大学,而中世纪大学有两种称谓:studium
generale和universi⁃tas,前者意为“探索普遍学问的场所”,后者则指“教师和学生的社团”。综合而言,中世纪大学强调“探索普遍的学问”和把这种普遍的学问传授给“普遍的人”。这意味着,现代大学自产生之日始,就赋予了其知识密集型组织的学术基因,重视理性的学术探究是中世纪大学的基本品质,这是“理性复苏”的象征,并成为一种遗传基因在大学发展的各阶段得到传承与发扬。

  在以后的发展中,大学虽然经历了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等不同社会历史阶段,其职能也从单一的人才培养而演变为兼具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以及文化传承与创新等,大学的内涵与外延也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而大学作为探索和传播学问的学术品质,一直没有变。大学的这一特质,得到了纽曼、洪堡、弗莱克斯纳、赫钦斯等历代高等教育思想家的充分肯定,并在实践中得到世界各地大学的传承与光大,成为了大学之为“大”的主要文化基因和精神血脉。[12]

  地方本科高校作为当代大学的一个类型,其转型发展意味着要履行更复杂的社会职能,但无论怎样变,有一点是肯定的:其履行社会职能的资本和工具是学问。如果高校不生产知识、不传播学问,不但无法履行社会职能,甚至其自身生存都成问题。可以说,高校内部学者的学术素养及其作用发挥的程度,决定着高校社会责任履行的高度。因此,高校无论怎样转型,其作为大学的学术品质应始终坚守,学术力量始终是高校内部最根本、最持久的力量,作为学问生产与传播主要载体的知识分子,是学校中的强势群体,应备受尊重。认清这一点对高校转型发展非常重要,因为从高等教育哲学来看,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产物的地方本科高校,整体上可以说是在缺少自我和基本属性不清的情况下,遵循“政治论”哲学发展而来,学术品质在地方本科高校先天不足,由于这种学术品质的不足,其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服务的水平直接受到遏制。转型发展不但需要激情与热情,还需本领与能力,学术力即是高校转型发展的内在本领与能力。因此,坚守学术品质,提升高校整体学术品位,是更好地实现其转型发展的基础。

  (四)坚持贡献社会的责任担当不变

  高校是知识分子集中的智力密集区。在社会分工体系中,知识分子从事的是言说、思考、质疑和批评的职业。这一职业特点决定了为基层民众表达集体诉求,担当社会责任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以及社会的动态平衡是其天职。

  萨特在其《为知识分子辩护》中指出,知识分子的存在意义很大程度上和介入社会密切关联,“知识分子就是介入与己无关的事务的人”。[13]在《知识分子论》一书中,萨义德立足于个人的特殊经验与立场,对知识分子问题提出了具有启发意义的独到见解,赋予了知识分子理性的光辉。在萨义德眼里,知识分子最可贵的价值在于他能够坚守住作为一个文化人的独立意志和自由精神。他还对那些满口技术话语、缺乏独立灵魂和一味取悦赞助者的知识分子提出了严厉批评。萨义德认为,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兴趣或者兴奋感要远比名誉和利益重要。[14]虽然萨义德说的是知识分子,但对于高校承担的社会责任不无启示。面对外部生态环境的变化,作为地方“知识重镇”的地方本科高校要心存定力,无论外部社会及学术环境如何变化,均要保持对学术的自觉、坚持操守、守卫大学精神。

  高校坚持社会责任担当,还意味着在人才培养上要渗透责任意识教育。德里克·博克就认为,现代大学的使命应更多地与社会责任结合,大学不是为了大学自身而存在,而是为了学生、家长以及政府等“顾客”而存在的。[15]这些要求,落实在高校教育教学过程中,就是要强化社会责任感教育,培育出有社会责任担当、掌握过硬本领的高素质人才。

  三、稳中求变: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是进化而非革命

  高校改革并无捷径可走,教育工作依靠的是每位成员“润物细无声”的日积月累,教育领域的任何一种改革发展必须循序渐进,不能试图“毕其功于一役”,面对复杂的社会需求与未来的不确定性,地方高校转型不可能“一转就灵”,而必须依靠自身实力在稳步发展中转型、在稳步转型中发展。

  (一)引导高校重视教育自身

  由于多种原因,我国学术界对“教育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的专门研究还不很充分,“落后于经济发展方式及其转变的研究”。[16]因此,有学者认为讨论教育发展方式,“应当先从经济研究领域寻找理论源头”。[6]实际上,高校转型发展不仅仅是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被动选择,还是高等教育发展到新阶段的内在必然要求,因而,转型发展还必须重视从教育自身内在的视角考量问题。“教育自身是教育的本体”,教育自身是相对于教育条件而言的,“教育自身之于教育,好比是树种草苗之于植树种草,不仅是不可缺少的,而且是首要的”[17]。虽然教育的独立性从来都是相对的,教育作为社会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而存在。但教育毕竟有其独有的内在规律,正如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提出:教育目的存在于教育自身,教育过程本身即是教育目的,离开教育过程之外而提出教育目的,“这和农民不顾环境情况提出一个农事理想,同样是荒谬可笑的”[18]。

  阿什比曾以有机体的进化来比喻大学的变化,他说:大学的变化是通过持续不断的小改来得以完成,是以其“固有的传统为基础”[19]。高校的转型发展既是对高校自身的超越,同时也是对高校传统的继承与弘扬。因此,高校转型发展必须关注教育自身,既不能无视社会经济规律,更不应为强调外部规律而忽视教育内在规律。尤其对于地方本科高校,由于其自身学术品质的不足,遵循基本规律练好学术内功依然是长期而艰巨的要务,在学术内功欠缺的前提下,任何一种转型都难以实现预期发展目标。

  (二)积极探索转型发展的可行路径

  转型发展理念在高校的落地生根,离不开一定的路径选择。地方本科高校实现转型发展的具体路径有两个:一是按部就班的常规发展,即按照成熟老牌本科院校的发展模式,注重日积月累,以时间延续换取发展的空间,一步一个脚印实现对自身的超越;另外是超越常规的创新发展,在遵循教育基本规律的同时,独辟蹊径,注重特色,以点带面,在相对较短时期内实现转型。

  任何一种发展方式的选择均是在已有选择基础上的再选择,均是在本国高等教育历史、传统和文化中的再选择,发展的路径依赖是一种客观存在。而路径依赖的存在,决定了任何发展模式的简单移植均十分困难,任何一种发展模式的创新也不可能抛开原有的起点与基础。[20]因此,以路径依赖理论来看,地方本科院校应遵循教育基本规律,注重长期而渐进的积累,慢慢培育形成自身的特色与竞争优势。

  但是,根据教育生态位理论,大量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作为高等教育大发展、大建设中的产物,处于高等教育生态位的中下游,与当年精英教育背景下老牌本科院校所担负的责任不同,其肩负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任,承担着服务区域社会发展的使命。由此,新建地方本科院校不可能完全走老牌本科院校的常规发展之路,同时也不可能无视高等教育一般规律而标新立异,而是要根据自身实际走一条特色化卓越发展之路。

  (三)寻找高校转型发展新动能

  任何一种发展需要动能驱使。从动能来源来看,推动高校转型发展的动能源自高校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外部动能源于社会需求、政策导向等所产生的外推;内部动能因素则主要包括转型发展理念的形成及高校内部成员对转型发展的积极响应与实践所产生的内功。由此,转型发展的动能机制一是“外推”,即从高校外部环境入手增强推进转型的力量;二是“内攻”,即增强高校内部攻坚力量。

  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必须寻找新动能。综观我国高校转型发展,其动能机制多为对外部“社会需求”的一种迫不得已的应答,而非对转型发展的主动响应。因此,我国地方本科高校的转型发展,从实践来看表现出较强的“强制性变迁”特性,其转型力量主要表现出适应性的“外推”特性而非主动性的“内攻”。这只是表面现象,因为,转型发展的理念,必须靠高校内部的利益主体的行动去落实和转化,离开高校内部利益主体的协同努力,所谓的“外推”力再大,也不会带来真正的转型。因此,要推进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有效深入实施,必须构建新的动能机制,里应外合,在“外推”与“内攻”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在加大“外推”的同时,激发高校主动求变的自主力量,改变高校对转型发展内生动能不足的状况,使转型发展从“要我转型”变为“我要转型”,方可顺利推进转型发展。

  从利益相关者视角来看,构建地方本科高校从“要我转型”到“我要转型”新动能的关键,是要建立一种让高校内部利益主体从转型发展中产生获得感的新机制,使转型发展的果实惠及每一个利益相关者,这样,转型发展的可持续内部动能才会真正形成。

  (四)提升高校转型发展的品位

  观今宜鉴古,高等教育领域今天所发生的事情,不会是一段无缘无故的新历史,而是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在新境遇中的新展开,因此,有必要把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历史片段安放在中国高等教育的近现代变革史中去考量。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当晚清洋务运动者抱着军事与工业救国的急迫心情将西方现代高等教育引入中国,就决定了适应社会现实需要是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当务之急,中国大学自产生之日始就被赋予了工具理性至上的遗传基因。中国大学这一与生俱来的遗传基因,在后来的发展中不断被强化。正因如此,在高校与社会的关系中,社会政治需要或经济需要与高校本身发展学术需要相比具有不言而喻的“压倒性优势”,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每一次改革,其起源都不是高校自身发展的需要,而是源于外部社会需求。

  高校的改革发展不是自话自说,关切并回应社会需要理所当然。问题是,高校承担社会责任的资本是其高品质的学术成就,是其他社会组织不可替代的知识密集生产与高效传播。因此,对于学术品质尚先天不足的地方本科高校,其转型发展并非意味着从传统学术的“象牙塔”中突围,更不意味着要放弃高校作为学术型组织的学术品质,而是要更好地守护学术品质和“象牙塔”意蕴,并很好地实现其价值,做到“动静两相宜”,这才是我们所倡导的“有品位”的转型发展,而非机械适应性的为转型而转型。惟其如此,地方本科高校的转型发展,才不会止于外围形式上的轰轰烈烈。

  总之,地方本科高校的转型发展,不是一种“断崖式”的弃旧从新,不是一种运动式的激情口号,也不是“新瓶装旧酒”式的外部包装,而是在社会需求导引和内部动能驱动下遵循教育基本规律的一个内外兼修、革故鼎新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