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本科院校转型：为何转、转什么、怎么转

2015年02月25日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4年21期 作者：庄西真  

 

　　

　　内容提要：普通本科院校转型是高等教育多元化发展、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以及解决大学生就业的需要。这种转型是服务对象、办学途径、教师队伍、教学以及培养目标的转型。这种转型应坚持从政府、学校、行业、企业等主体出发，合理借鉴国外应用性本科高校办学的优秀经验，从理念到实践层面实现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

　　关 键 词：普通本科院校 转型 职业教育

　　今年2月2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提出要“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6月22日，也即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召开的前一天，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号)(以下简称《决定》)，其中专列一条，即第六条“引导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转型发展”。强调“采取试点推动、示范引领等方式，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这项政策甫已提出就引起热议，赞成者有之，质疑者也有之。我认为，这是一项很好的政策，如果地方本科院校真如预期的那样，成功转型为具有职业教育特点的应用技术大学，这必将有助于改变现有高等教育“千校一面”的局面、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促进教育获得与职业位置的联结。但是，这么多高等院校转型不是小事情，需要长远和稳健的构想与规划。从把这项好的政策贯彻和落实、使其产生应有效果的角度来看，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还需要弄清楚以下三个问题。

　　一、普通本科院校转型：为何转？

　　1.发展多样化的高等教育的需要

　　中国有句古话“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就是说，只有参差不齐，各不相同的东西，才能相互取长补短，产生新的事物，而完全相同的东西聚在一起，则只能永远停留于原有的状态，不可能继续发展。这句话适用于自然界，在自然界，生物多样性是维持地球生态系统稳定的基础。这句话同样也适用于高等教育领域，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高等教育应该是由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大学(学院)组成的系统，这样的话，高等教育才能在相互竞争和优势互补中达到发展，也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多样化需求。与乔治·阿克洛夫、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一同获得了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经济学家斯彭思(Spence)，在20世纪七十年代提出了有关高等教育的“信号发送理论”。他认为，企业由于缺乏劳动者个人信息，不知道哪些劳动者能够满足工作岗位要求。而一个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专业、学校等不同的学历特征，包含了劳动者自身特殊的知识、能力、偏好等信息。因此，劳动者可以通过学历(受教育凭证)向需求方传达信号，表明自己适合哪些工作，用人单位根据应聘者的受教育情况即可判断其是否胜任特定的工作。这就是说，不同人的禀赋、能力、偏好是不同的，社会(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需求也是多元的，与此对应，高等教育本身也应该是多层次、多类型的。

　　现代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都经历一个从单一的“精英模式”到多样化的“大众模式”转变的过程。总起来看，经济发达的国家都是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也都是高等教育多样性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高等教育体系是“金字塔”形的，80％左右为应用技术类型大学，20％是学术型的，应用技术类型大学又分不同层次、不同种类。比如在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有4种类型，第一种是以培养科学家、研究人员为主的研究型大学，这样的大学一般有悠久的办学历史；第二种是满足工业化发展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大学，通常也开展学术性的教育；第三种是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而建立的应用型大学，以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为主，实施面向职业岗位的专业教育；第四种是高职院校，实施高等职业教育。又比如在德国，其大学大致也可分4种，第一种是包括柏林大学那样的秉承精英教育传统的研究型大学；第二种是像柏林工业大学这样开展高等工程教育的大学；第三种是应用技术大学；第四种是技术(职业)学院。据德国统计局的数据，德国现有高校430多所，其中综合性大学数量仅占总数的1/4，应用技术大学数量则达到1/2。反观我国，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2013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提高到了30％)，我们的高等教育，特别是本科教育没有形成多样化的样态，其定位趋同和培养理念类似。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的，我国高等教育要“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形成各自的办学风格和亮点”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2.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需要

　　为了因应职业的不断分工和分化，现代社会的教育逐渐形成了学术型和职业型两种类型教育。前者的目标是培养能够进行科学研究和知识创新的人，后者的目标是培养胜任各类具体职业的劳动者。学者们一般将这种情况称作“教育分轨”(或“教育分流”)，教育分轨在现代国家是一种普遍现象。在长期的教育发展过程中，发达国家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学术型教育体系和职业教育体系承担教育分轨的职能。在德国，学生们通常在小学五年级时，即约10岁时就被分到三种类型的中学(文科中学、实科中学、初级中学)。这些学校在课程设置上相差极大，在不同类型中学学习的学生，毕业后会进入不同的高等教育系统(高职、应用技术大学或者研究型大学)。英国与德国类似，但程度稍轻，学生约11岁时就被分类到两种不同类型的中学，一种是文法学校，另一种是中等技术学校。文法学校提供的是要求严格的学术型课程，目的是为学生们申请大学入学做准备；中等技术学校的课程要求则不高，很少提供高中课程，且课程更具职业倾向。在美国，通常会为那些高中的高分学生开设大学预科课程班，而为那些低分学生开设一些非学术课程，包括通识性、商业性或职业性的课程实践。我国与此类似，学生一般是在15岁时被分类，也就是说在接受完九年义务教育之后，有的学生会升入普通高中，有的学生进入“中等职业学校”。普通高中侧重基础知识的传授，毕业后一般参加普通高考，而中专更重视专业技能的培训，毕业后会选择直接就业或者升入高等职业学校(即高职)。与上述国家不同的是，我国现有的职业教育体系还存在不足，从层次上来说，缺少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普通本科院校转型为培养本科层次的职业技术人才的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使毕业生既接受系统的理论训练，又有一定的技能。有了本科层次的应用技术人才，就连接了已有的中职、专科层次的高职和侧重应用性的专业硕士、专业博士，构建起各个层次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体系，为技术技能型人才打通上升通道，使职业教育的“断头路”格局得以打破。

　　3.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问题的需要

　　2014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人数为727万人，比2013年增加28万人。最近几年，大学生无业可就成了政府和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问题，有调研数据为证，5月13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的《2014年中国教育蓝皮书》显示，专科生的初次就业率为79.7％，比本科生的67.4％高出12.3％；高职高专院校初次就业率最高，为78.1％，而“211”、“985”重点大学仅为75.5％。有的人对此颇有微词，认为是我国的大学生多了。我却认为，我国的大学生并不多，相反还不足。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为8930人。”也就是说每100人中仅有9人具备大学文化程度，而加拿大100人中51人受过高等教育，100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以色列是46人，日本是45人，美国是42人，韩国是40人、英国是38人；再看从业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者的比例，中国就业人口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仅为5％左右，发达国家普遍在40％以上，就连印度、巴西、印尼等发展中国家，该指标也超过6％。与上述国家比较，不管是总人口中，还是从业人口中，接受高等教育者的数量，我们的差距都很大。即使从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的数量关系来看，二者也没有什么不适应，如果按当年价格计算国内生产总值与高校毕业生数的比值，结果是1993年6.19、2007年5.57、2013年8.14，扩招前后变化并不大，可见主要问题并不是高等教育规模。那问题出在哪里呢？我认为主要是出在普通高校身上，高等学校，尤其是普通本科院校的专业与实际工作需要对接不够，高校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错位，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层次性、产业结构的多元化不适应，培养出来的学生并非企业需要的劳动者。当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使生产过程中的技术含量不断提高，大量的企业由原来的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这种转变就要求从业人员具有更高的理论水平和更强的实际工作能力，能够把科学发现转化为工艺流程、把宏观决策转化为微观管理。这种人才既要掌握必要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理论知识，又要能将理论应用于实践，不仅有较强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组织工作的能力，还应具有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而来自企业的调研表明此类高层次技术人才严重匮乏。所以，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还需从改革本科层次的高等教育入手，加快高等教育结构优化和调整，促进本科层次高校转型，使其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

　　二、普通本科院校转型：转什么？

　　上面我们说了普通本科院校转型为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的必要性，但是仅有必要性还是不够的，要想转型还需要知道转什么？也就是说我们要大致知道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是个什么样子，有什么特点，否则，转型就很难，即使转也是盲目的。那么，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有什么特点呢？《决定》中的“采取试点推动、示范引领等方式，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这句话只大概地告诉我们，转型后的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是职业教育，且是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绝不是专科层次的职业教育。至今教育部批准的普通高等学校共有2198所(不包括292所独立学院)，其中本科院校有877所，而高职和专科院校有1321所，占到所有高等教育学校数量的六成。整体上看，应用型高校数量占整个高校的比例并不低。现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在1069所(包括292所独立学院)本科高校里面应用技术类型高校付之阙如。换言之，我们不缺专科层次的职业教育，独缺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这里尤其要指出的是877所(不包括292所独立学院)本科院校中建校不满15年的308所学校，大部分是原来地方上的高职高专学校升格而成，以前它们就是职业教育，不过是专科层次的职业教育罢了。如果要它们转型，不是要它们回到“原形”，要避免高职与应用技术类型本科高校趋同发展。通过借鉴发达国家应用本科发展的经验以及分析其与研究型高校和高职院校可能的区别，我想本科层次的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最起码有以下五个特点。

　　第一，在服务对象上，主要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和学校所在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相连。从隶属上来看，我国普通本科院校主要有中央部委院校和地方院校两类，后者是指由省级及其省级以下人民政府管理的本科高校，这类高校占全部本科高校的大多数，不管怎么说，这些地方本科院校是此次转型的主力。地方本科院校由地方政府出资举办，办学经费也主要来自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为什么会出资举办应用技术类型本科高校，一是为了让当地人有学可上，二是希望学校为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地方本科院校主要依靠地方财政拨款，在现有高等教育投资体制下，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地方高校办学经费投入的多少，服务属地经济发展，也是地方高校的利益所在。再从近年来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流向看，属地就业(在哪儿上学在哪儿就业)的比例非常高。总而言之，地方应用技术类型本科高校的“根”在地方，服务地方才是这类院校发展的必由之路。

  第二，在培养目标上，应用技术类型本科院校与学术型大学的不同点是她培养的是技术应用型人才，同样是学法律，研究型大学的法学毕业生从事与法学理论研究有关的工作，应用技术类型本科院校毕业生却做律师或者企业法律顾问。同样是培养应用型人才，应用技术类型本科院校与高职院校的不同点是后者培养的是工具应用型人才。高职院校培养的是工具应用型人才，看的是技能熟练程度；应用技术类型本科院校培养的是技术应用型人才，看的是技术创新和应用的能力。比如应用技术类型本科院校车辆专业的学生毕业后多从事与汽车设计开发相关的工作，而高职院校类似专业毕业生多从事汽车故障排查与维修有关的工作。技术应用型人才也是直接为生产生活工作服务，具有“一线”工作的性质，工人能干的，他也能干，而且比工人干得更好，但同时他又是一名能组织和指挥现场、解决疑难问题的工程师、设计师。高职院校一般采用职业能力系统化课程模式，而应用性本科则采取学科与应用相结合的课程模式，学生的学科知识面更宽阔一些，理论基础更厚实一些，掌握的技术层次更高一些。

　　第三，在办学途径上，产学研相结合和产学合作教育是应用技术类型本科学校办学与教学改革的根本途径。产学研相结合包括两个层面含义，一是机构上的结合，即企业、学校和科研机构的结合；二是行为上的结合，即生产、教学与科研的结合。机构的结合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行为结合。产学研结合是科研、教育和生产不同社会分工在功能和资源优势上的协同与集成，是技术创新上、中、下游的对接与耦合。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要为社会培养一大批具有相应理论知识和较强实践能力，为社会经济发展直接服务的毕业生。这就需要办学机构要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实现人才综合素质提升使其顺利就业。产学结合便是实现综合素质人才培养与提升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通过产学结合，学生可以以课堂所学应用到操作实践之中，实现理论的升华和技能的内化，从而真正掌握所学知识。同时学校可以以此检视学校办学质量，通过学生理论学习与实践操作的结果，不断调整课程安排、课时安排、教材使用情况等，进而实现有效教学改革，提升办学质量。其次，应用技术大学通过所具备的科研实力(包括先进的研究设备、科研人员、科研思想和成果等)实现科学与技术的转化以及技术生产的转化，以产学研相结合的路径，将技术的转化与提升嫁接于企业的生产当中。这种结合实现了高等院校理论层面的升华和技术层面的拓展，同时也实现了企业不断提升技术层次，提高了企业的产品质量。

　　第四，在教师队伍上，应用技术类型本科院校大部分教师要有与专业相结合的实践经验和技术应用能力。正是因为产学研相结合的主要办学途径以及在培养对象上的特殊性，应用技术类型高等院校就需要在教师队伍建设上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与一体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双师型”教师。教师首先要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这是奠基与提升学生理论知识的关键，教师不仅要有理论，同时也要会教学，通过适当的教学方式将陈述性知识传达给学生。其次，教师要具备一定的实践经验和应用能力，具有丰富的生产和管理经验，能亲自动手操作。这是训练学生操作技能的关键，教师要通过自己在实践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娴熟技能，帮助学生实现陈述性知识与程序性知识之间的转化和互动，进而实现技能操作的成熟化和应用化。教师要能够实现知识教学与技能教学的统一，在两种教学中贯通学生的知识体系，从而帮助学生实现综合素质的提升。教师要经常到生产服务一线，及时了解不断发生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并加以解决，从而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指导学生加强训练。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应用技术类型本科高校的教师应该是“既能进得了课堂，又能入得了厂房”。

　　第五，在教学方式上，紧紧围绕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的目标安排各项活动。技术应用类型本科高校应该贴近行业需求设置系科专业并灵活调控招生规模。技术应用类型本科高校在确定系科、设置专业时，为做到贴近各地区的工商业、服务业发展需要，要开展多方位的调查研究，反复征求相关工厂、企业的意见，了解他们的用人要求，再经过学校评估平衡之后确定设置方案。这样，才能够保证学校所开设的专业适应地方经济发展的需求。在课程设置上，门类比较丰富多样，内容精练适用，及时修订、补充科学技术发展的最新进展。在招生方面，学院通过预测企业用工需求确定招生数量，可以每年招生，也可以隔年甚至两年招生一次。一旦发现劳动力市场中某类专业人员过剩，即报经上层主管部门批准停止招生。在教学时间的安排上要保证学生工作岗位上的生产实践训练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可采用工学交替的学习模式(比如“1＋2＋1”或“2＋1＋1”)，学生在企业和学校交替接受教育和培训。前一或前二年课程为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和专业基础理论，第二或第三年则到工厂企业进行实习，承担真正的生产工作，同时学习一定的补充课程，研究在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一些疑难和理论问题。第四年再回到学校进行毕业设计和答辩，大多数课题源自于生产过程中的相关项目。整个的学习过程，特别重视理论联系实际，重点培养学生应用新技术、新工艺解决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普通本科院校转型：怎么转？

　　《决定》中讲到“采取试点推动、示范引领等方式，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重点举办本科职业教育。”这说明此次转型不会搞“一刀切”，也不会是“强制转型”和“运动式转型”。说句实话，普通本科院校办学转型是一个涉及诸多方面利益的系统工程，即使是一个专业的转型也非易事。根据《决定》的相关内容以及我国的国情，欲使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成功转型，下面几点是要具备的。

　　第一，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高校办学自主权是指高校根据法律和社会需要，独立地对办学目标、专业设置、人员聘任、资金使用和课程开发等办学相关事务进行决策和开展各项工作的权利。我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了高校拥有办学自主权，包括招生权、专业设置权、教学权、科研开发权、对外交流与合作权、校内人事权、财产权、自主管理权等。但在实际生活中，政府在学校的经费来源、领导班子配备、招生计划、专业和课程设置、重点学科设立、收费标准、人事编制、职称评聘、工资发放、文凭管理、财产管理与使用等还未真正摆脱传统管理体制的束缚。从教育行政部门运行的机制看，不给高等学校一定的办学自主权，就可能走向“无事忙”的低效集权。只有通过下放办学自主权，促进政府自身的改革，完善政府的评价标准，从而使学校和政府之间明确各自的职责，有一个合理的分工。高等学校最了解实际和自己的情况，学校有了自主权，就会结合自身的办学条件，在师生充分参与讨论的基础上自主转型。这样的转型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转型。

　　第二，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市场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市场——“看不见的手”是人类社会分工和知识分工有效的调度力量，也是普通本科高校实现差异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教育作为一种服务产品，其属性是多元的，教育服务产品根据不同的类型可以分为公共品、准公共品与私人品三种类型，依次对应的是教育基本公共服务、非基本公共服务和非公共服务三种提供方式。应用技术类型本科高等学校既具有公共品的属性，也具有非公共品的属性，在其非公共品活动中可以创新性引入市场逻辑，以市场机制激发办学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升应用技术类型本科高等学校的办学效能。在市场环境下，家庭和个人承担人力资本积累的成本，从一定意义上说人力资源是归劳动者私有，追求人力资本投入产出比是劳动者的权利。要从根本上解决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发展问题，只有通过市场化的改革来实现。以市场为导向，设置更多社会实际需求的专业。在经费投入上，应该更多地让社会和个人承担。我国的应用技术类型本科层次高等学校只有和市场的需求紧密结合，才能使得她在自身得以健康发展的同时，为国家和社会作出最大的贡献，这一点已经为发达国家的现实和经验所证明。

　　第三，积极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在院校转型的过程中发挥着服务、协调乃至统领之角色。政府应对高等院校分类管理与考核、专业设置、专业学位授予、经费支持等关键问题上有明确导向，使普通本科院校通过政策导向逐渐明晰转型的方向。在分类办学的理念下，必须注意分类拨款、分类评价制度和机制建设。从经费投入看，应用技术类型的本科高校需要有更多的实验、实习、实践，培养成本通常比普通本科要更高，政府就要为想要转型为应用技术类型本科高校的普通高校投入更多的经费。高等学校的经费来源主要有国家财政性经费投入、学费、企业和社会捐助等。从我国目前情况看，通过市场机制增加应用技术类型本科高等学校经费投入困难很大，因此转型初期所需的额外经费还是更多要依赖于国家财政性经费投入。还有，政府还应在劳动力市场结构与功能的完善上狠下工夫。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技能教育和普通教育是两条平行线，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有同样的竞争力。比如在瑞士，职业教育的某些专科毕业生甚至比很多普通教育的硕士毕业生收入还高。要改变我国“职业教育低人一等”的社会地位，需要增强“蓝领”工作的吸引力。只有大幅度缩小各类从业者在收入、福利、医疗、退休金、工作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距，真正建立起公平公正、充分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才有利于普通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类型本科院校的转型。

　　总之，普通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类型本科院校的转型说易行难，不可能一蹴而就，肯定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阻力。好在《决定》为转型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做的就是想办法把《决定》落到实处。

    作者简介：庄西真，教育学博士，研究员，江苏理工学院职教研究院党务副院长，江苏省职业技术教育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方向：教育社会学、职业教育。